今年可說是中國教培行業的災難之年，亦是見證中國政府如何以一個政策摧毀一個行業的一年。
自七月中國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即大家熟知的雙減政策（減少校內作業，減少校外培訓）後，中國的教培行業隨即崩潰，行業龍頭新東方在美國股票市場錄得近九成跌幅，其創辦人俞敏洪近日在個人社交媒體上更表明集團將可能轉型作農業銷售平台，可見其對行業的前景看得相當暗淡。
在外界憂慮今年經濟將受疫情拖累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卻無所畏懼地施出鐵拳重創教培業，背後的原因使人費解。坊間就此給了不同的解釋，例如說這是為了控制資本的無序擴張；或認為中國政府希望減少家長的負擔，從而鼓勵生育，應對人口危機；又或說其實是針對房地產市場，打擊炒賣學區房價的行為。然而要應對上述的問題，本來就有其他更直接的措施，有必要以犧牲一個從業員達到數以十或百萬計的行業來達到嗎？
事實上，在針對教培行業的動作以外，中國政府於今年亦推出其他影響深遠的教育政策，或許把它們一併整合再作分析的話，便能撥開雲霧，看清楚政策背後的意圖。
早於六月時，中國教育部宣布計劃將13間大學名下的獨立學院轉設為職業技術大學。八月下旬，中國多地教育部門發文，不再審批民辦義務教育學校，而九月則開始執行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進一步加強對民辦教育的規管。由此可見中國的教育政策除了針對教培業，同時亦打壓民辦學校在義務教育領域的發展。
另一邊廂，中國政府不斷強調職業教育，如上述的《實施條例》仍然鼓勵及支持民辦職業教育。綜合這些政策，便可發現中國政府有著把教育行業由本科教育轉向職業教育的導向，那麼這一系列政策更深層的考慮或許是涉及整個教育，以至就業結構的轉變，以呼應中國未來經濟及產業結構的新方向。
雖然中國經濟在過去四十年透過改革開放實現了增長奇蹟，如以1978-2017這四十年間的國民生產總值計算的話，中國經濟規模擴大了225倍，年均增長9.5%，但近年國內外環境改變，或許將使這種高增長的經濟模式無以為繼。首先，中國過去數十年都處於人口紅利期，這對支撐著整個經濟成長起著重要作用，但不久將來中國政府將要面對人口急速老化的問題，加上勞工權益等因素，這種低廉的人力資本相信將不復存在，而賴以生存的經濟模式亦須隨之改變，難怪中國政府現在不斷強調要由「人口紅利」發展為「人才紅利」。
人力資本以外，中國過去數十年的經濟成長也相當依賴外企的投資。由CEIC所得出的數據顯示，外商的直接投資在過去十年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百分之四十，其重要性可見一斑。然而，自習近平上台後，中國開始奉行戰狼外交政策，加上西方國家開始對《中國製造2025》有所警惕，中國在未來或將面臨外資撤離的局面，進一步逼使中國經濟轉型。
國內外環境因素以外，習近平一心希望締造的中國富強夢，也要擺脫上述的經濟模式。
中國雖被喻為「世界工廠」，卻始終難以逃離「代工經濟」的困境，這種沒有自主品牌，靠仿製或來料加工生存的經濟模式問題在於投入成本大，但利潤產出卻很低。美國加州大學和雪城大學的三位教授在2011年時合作撰寫了一份名為《捕捉蘋果全球供應網絡利潤：iPhone和iPad》的研究報告，當中便指出雖然中國是iPhone主要組裝地和大部分零部件生產地，但中國勞工從中所能賺取的利潤只有1.8%，相比之下，蘋果公司能獲得利潤則高達58.5%。如此低利潤，同時依賴外國企業的經濟結構怎能切合習近平要把中國發展為擁有高端人才，自主強大的經濟體的宏大目標？
可是經濟體要成功轉型又談何容易。只從勞工結構著眼，中國雖然有約一億七千萬技術人員，但高級技工只佔當中的百分之七，而中國政府亦一再表明中國有著高級人員的勞動缺口。相對而言，已發展的的工業國家，如日本及德國，其高級技工一般佔產業組成的四至五成，可見優秀的技術工人是締造工業強國不或可缺的因素。然而中國社會一向視技術工為較低下的工種，如前述江蘇地區要把獨立學院轉為職業技術大學的舉動，便觸發學生上街示威維權。這種根深蒂固的思維將阻礙中國政府推動職業教育，為了改善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觀感，必先整頓現時盲目競爭，追逐名牌大學的不良風氣，而教培行業正是促成這種風氣的重要推手，因此無可避免受到整頓。
中國對教育行業的整改有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因素在內，但政策的重點並不在於推高生育率，而是人口問題等因素驅使中國政府須為經濟轉型作準備，透過推廣職業教育以達至足夠的高級技術工人投入勞動市場，但同時摧毀了整個行業。這到底是大刀闊斧的改革，還是愚不可及的想法，留待日後中國的經濟表現再作評價。
不過從教培業的下場可看到，在中國共產黨眼中，從業員的前景抑或學生的福祉，都必須從屬於國家的發展需要下。在主事官員眼中，或許這些人都只是數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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