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現在經常戲稱，在這個「大辱華時代」，除了「生老病死」，人生另一個必經階段便是辱華，因為凡是中國小粉紅看不順眼的，都有可能被套上這罪名。其實大多數有關辱華的指責，說穿了便是一種誅心論，因為根本無從考證被批評者是否真的有辱華的傾向，其理據主要建基於中國那些偏激的網民的臆測。
舉例說，SONY 在去年 6 月尾宣布將於 7月7 日發布新款手機，便被小粉紅們抨擊是辱華，理由是 SONY「刻意」選擇在「七七事變」的日子發放資訊，明顯是挑戰中國人的底線，但是這很有可能只是他們對號入座，人家根本沒想過這問題，而事件最終以 SONY 被中國政府罰款收場。
又例如中國零食品牌「三隻松鼠」遭翻舊帳的事件，該公司被中國網民指罵「刻意醜化中國人」，原因是他們兩年前找到一名眼睛較小的模特兒來拍廣告。雖然該企業後來就這事情出文道歉、模特兒出面解釋、甚至官媒亦出來護航，也未能平息眾怒。因為正如上述所言，誅心論的理據在於個人主觀感受，因此只要批評者「認為」你有罪，其實再多的解釋都起不了作用。
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玻璃心」的問題日益嚴重，有關辱華的指摘更是氾濫成災，這情況的發生或許很大程度是由中國政府造成，因為中國共產黨正是慣常使用誅心論的佼佼者，小粉紅們只是以他們的政府為學習的榜樣。
一直以來，中國共產黨都喜歡以揣度人心的做法來斥責不與自己合作的國家或人士，如批評西方國家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維權上訪的人是在「尋釁滋事」。到了近年，這種論調更擴散至行政層面，如在甘肅曾經有建築工頭以企跳的方法來追討欠薪，便被官方責備為「惡意討薪」，而那些在防疫期間堅持回鄉探親的人則被中共官員指罵是「惡意回鄉」。
其實從中國政府誅心論治國的傾向，便可看到這個政權是多麼橫蠻無理，因為甚麼為之「惡意」，怎樣做才是「善意」，全憑政府說了算，因此可以理解凡是與官方過不去的、添麻煩的，一律都有可能被歸類為「不懷好意」、「居心叵測」、「立心不良」。
生活在香港的市民，相信對這種以主觀考慮作為政府行政決策理據的手段並不陌生，因為過去數年，不少民主派人士正是被質疑沒有「真誠」擁護特區及基本法而被褫奪被選舉權，而公務員宣誓安排亦是同樣的道理。然而使人憂心的是，這種技倆正由政治議題延伸至其他社會議題，譬如近日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接受傳媒訪問期間，被問到會否為受到現時防疫措施影響的僱員提供停工津貼時，他便表示由於擔心小部分「破壞分子」將濫用這機制，因此認為相關做法不可行，這說法其實正是一種誅心論，以自己個人的臆測揣度作為是否推行措施的理據。
政府在推行措施時，本應以客觀數據為標準。再者，即使有可能出現濫用的情況，如果相關的政策真的能及惠及市民，政府應該做的是設法堵塞漏洞，而不是因噎廢食。不過到了今時今日，這些想法都太不切實際，因為比起著手解決問題，使用那些能夠隨手拈來，而毋須證實真偽的誅心論來辯解開脫，實在輕鬆得多，而且運用誅心論正是香港與中國日益接軌的體現，因此相關官員不只沒有做錯，反而應記一功，覺得這樣做有問題的人或許只是未能適當新時代的到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