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023，未幾又伴隨農曆新年，長假剛完又接長假，在公共事務而言可說是停滯不前的一個月，尤其法庭，在審的「大案」進度如被裹足，一個月只審過短短幾庭。但一月對香港司法界仍屬重要月份，每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是少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公開致辭之時，演辭內容往往值得咬文嚼字，由於首席法官甚少會在法庭以外的公開場合發言，故在沒有特定主題下，其演辭內容更能反映香港社會的司法焦點。
上年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的演辭內容，有幾點頗引人注目，尤以破天荒在演辭中提起習近平之名為首，雖然只提及一次，但提及的時機落在演說的引題段落，指明司法機構的角色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下，而「習近平主席早前明確指出，該制度將跨越二○四七年，維持不變」。
其實就連「一國兩制」一詞，在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演辭中，過去亦甚少被提及，甚至在前任馬道立十年間更幾乎聞所未聞，反而張舉能接任後就連年提起，今年更加上習近平之名引述，大多提點即使香港行使和中國不同的普通法制度，但「一國」凌駕的事實依然，弦外之音，就是司法獨立不再超然獨立於行政。而當在演辭中提及中央領導層的先例一開，是否已意味香港法庭已直接承認司法的最終決定權，其實手執在他人之手，而不再作無謂的「形象謊言」。
過年前「黎智英案」再次觸發人大釋法，就《港區國安法》14條及47條作出解釋，不單是香港回歸後第六次釋法，更是國安法加入《基本法》以來，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就國安法進行解釋。釋法的法理爭辯多年，但此前五次空在實際意義上，都不及今次的凌駕性，或者說凌辱性。國安法的條文本來就模糊不清，年多以來多少案件最都需上訴至終審法院，程序上要求終審法院就條文作出釋疑。以往終審法院處就條文的解讀雖有「一鎚定音」之義，但在普通法之下，仍可經日後的同類案件自我推翻。
但國安法之下，不單那一鎚轉交他人之手，許多「司法」的定奪仍轉落旁人，以人大最新的釋法為例，海外律師是否有資格代表國安法被告進行辯護，活生生的司法問題，《法律執業者條例》早有明確條例規定，本來可供法院自行審視，但因「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第47條所規定的需要認定的問題，應當取得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就直接剝奪香港法院的權力，同時亦剝奪普通法的「自我修正功能。正好呼應張舉能在今年的演辭中，首次提到時「司法獨立」的一段，全句如下：「司法機構的首要角色在於維護法治，以及嚴格依照法律執行司法工作。這是司法機構最重要的職能，法院必須妥善履行；而司法機構必須享有司法獨立、不偏不倚，以及行事具有成效，方能發揮這主要職能。」
值得留意時，是次釋法的前因，是高等法院駁回律政司，就法院容許英國御用大律師根據《法律執業者條例》下的「專案認許」方式為黎智英辯護的上訴申請，其中高等法院早在批準時，就在判詞中提及有海外御用大律師「是知名的刑法、公共及人權法專家，在國家安全及言論自由案件有堅實經驗，亦有在香港參與重要案件」，可以為案件「帶來正面、積極的貢獻」，及後終院亦直接駁回申請，仍即認同高院一說。故當政府就此提出釋法，然後得來一個從司法機構取過「權力」的結局，已不單單是對司法獨立的一種踐踏，而是對司法機構、法治的不信任，由中共假手於香港政府直接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