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政府因擔心疫情再次於社區爆發，重推嚴厲的防疫措施，包括禁止指定場所營業、晚市堂食，以及切斷與部分國家的航空客運往來等。從社會各界的言論可看到，大部分港人都不認同政府所採取的防疫方向，即所謂要求達至零感染個案的「清零政策」，因為過去兩年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防疫策略成效甚微，不只未能真正有效隔絕病毒，反而使香港社會陷入不斷停擺的輪迴。因此不少人都感到疑惑，為甚麼特區政府仍要堅持執行這種成效不彰，郤令社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的政策？
表面上看，香港奉行「清零政策」是由於林鄭希望做到與大陸通關，如果香港未能達致「清零」狀態，在雙方有人員往來的情況下將有可能打亂中國對疫情的控制。這種理解不無道理，但卻有欠全面，因為它沒有解釋到為甚麼中國政府也希望香港奉行社區零感染政策。我們都知道現在北京才是主導香港政策的一方，因此不能說明「清零政策」對中央政府的價值及意義，便不能有效解釋香港現在的防疫困境。
在北京眼中，香港的定位與大陸其他城市是有所不同。香港的重要性在於她是一個開放型經濟體，能夠成為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橋樑，因此可以說保持香港對外開放才能發揮她在北市心目中的真正價值，然而過去兩年的防疫策略明顯削弱了香港在這方面的功能。不要忘記，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有自己的關口，因此在行政上是絕對能夠做到隔絕與大陸地區不必要的人員往來。
換言之，假如中港兩地不通關，即使香港出現嚴重的社區感染，其實亦不會妨礙中國對疫情的控制。因此允許香港採取更為彈性的防疫手段，不但不會對中國的防疫構成影響，反而可使香港繼續發揮中國心目中應有的功能，但是北京卻沒有這麼做，那麼到底是甚麼蓋過了香港對中國的經濟價值？
能夠凌駕經濟的當然是政治因素，而一統體制的管治邏輯或許正好為我們提供解釋。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政治制度是由中央發號施令，地方政府執行相關政策的一統體制，然而中國面積龐大，各省各地的情況有別，因此在實際運作上中央難以事事管到底，而必須容許地方有一定「因地制宜」的彈性決策空間。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的重點可說便在於放權予地方政府，以提升發展經濟的積極性。
由此可見，一統體制自身存有根本的矛盾，一方面中央要集權，但另一方面又要讓權予地方政府，如何尋找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平衡是一直困擾中國的問題。而這樣的權力結構往往伴隨着另一個問題，那便是由中央所出的政策都必須以「一刀切」為原則，每當有新政策出台，地方政府都須劃一遵守，否則將很有可能出現各自為政的局面，隨之打擊中央政府的權威及合法性，其中的例子便是一胎政策。這樣做的後果便是政策僵化，未能因為各地的需要作出適當調整。
到了習近平掌政，其施政方向更是「走回頭路」，希望把過去改革開放期間下放予地方的權力重新收回中央，而疫情之下的「清零政策」正是地方是否聽命中央的指標，加上適逢政府換屆及習近平為連任鋪路的敏感時刻，是否緊跟中央的指示更是一種政治表態，以及對習是否忠誠的參考。
事實上，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理應比其他地方政府有更大的靈活性，然而當「靈活」超出中央可接受的程度，便很有可能被界定為「偏離」了中央管治。一統體制其實並沒有就「靈活」及「偏離」劃下清晰的界線，因此中央如何解讀地方政府的行為有很大的隨意性。香港近年發生的事情，明顯在在北京眼中，是以往過於「靈活」了，因此出現「偏離」的現象。在寧濫莫縱的原則下，北京須加強對香港的管治，包括香港防疫政策要與中央所定下的路線看齊。
現在世界其他發達地區開始轉向與病毒共存的防疫方向，不再着眼於感染數字，轉而看重死亡率及住院率，因為從過去兩年的防疫經驗得出，防止疫情擴散的同時須保持社會有效運作。然而特區政府面對這一輪疫情，明顯未能因時制宜調整策略，仍舊執迷於已被證實成效不大，以社區零感染的手段來控制疫情。表面上看，香港防疫策略墨守成規的現象是因為政府官員無能與無知，但如果以一統體制的管治邏輯去分析的話，其實這正是香港不斷失去自主空間的反映，亦是所謂「一國兩制」已不復存在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