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所主張的必由之路正是亡黨之路

習近平在今年兩會期間提出五個內容空泛的「必由之路」,其中一點是「全面從嚴治黨是黨永葆生機活力,走好新的趕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句子相當不通順,但的確是原文)。十年前上任之初,習近平便強調要加強懲治黨內的腐敗分子,否則將有可能亡黨亡國。現在兩屆任期即將完結(雖然他很有可能將打破傳統繼續執政下去),他所主張的路線真的能夠解決中國的貪污問題嗎?又是否可以拯救共產黨?

乍看中國政府給予的數字,習近平的反貪腐運動是相當有成效,如立案調查的案件、查處的貪腐人員動輒都過百萬宗,而且中國政府聲稱反腐敗邏輯發展已由十八大的治標為主,走向十九大的「標本兼治」,甚至在 2018 年末表示反腐敗鬥爭已取得「壓倒性勝利」。既然中國政府說在對付貪污問題上是既治標又治本,就讓我們來看看中國貪腐的根源在哪裡。

關於這個問題,《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的作者裴敏欣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從中國所公布案件細節,我們可看到中國的貪腐絕不是個別事件,因為大多數案件都牽涉數名,甚至數十名的官員,是集體勾結式的貪污,亦即是中國政府常說的「窩案」、「串案」。裴指出,中國這種集體貪腐的現象是在 1900 年代後才出現,因此要審視這問題的根源,必須了解中國在 1990 年代發生了什麼改變。

始於 1978 年的改革開放,因為八九六四事件曾一度停滯,但鄧小平於 1992 年南巡後,成功壓下黨內的保守勢力,並重新啟動改革開放的進程。在這個裴敏欣稱之為「後天安門時代」的時期,中國經歷兩項重大的制度變革,分別是產權改革以及行政權力下放,兩者令到中國官員在貪污問題上的動機、風險回報以及勾結能力起到很大的變化,從而衍生了日益嚴重的貪腐問題。

產權改革是改革開放的大難題。中國政府一方面希望釋放產業的勞動力,但同時又不想失去對經濟的掌控權,最終弄出了個不倫不類的產權改革方案。其方向主要是在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及控制權(或使用權)上作出區分,亦即改革後的國有資產,如土地、礦業、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名義上仍屬於中國政府,但實際操作的控制權(或使用權)則落入主事官員或私人企業手中。由於中國政府未有清晰釐定這些資產控制權的權限,在缺乏監管的情況,相關的主事官員便有很大的空間上下其手,透過賤賣國有資產或其他形式為自己謀取利益。

「後天安門時代」另一項改變是中央權力的下放,由以往「下管兩級」改為「下管一級」,亦即中央的管轄大多只落到省級層面,再加上地方官員被容許有人事任命權,地方首長的權力因而大幅膨脹。其直接造成的影響便是買官賣官的情況日益普遍,因為當官員希望出任某職位時,賄賂巴結地方首長無疑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而手握人事任命權的地方官員亦歡迎下屬向其賄賂,一來既可得益,二來則可藉此納為親信,安排在重要的職位,方便日後行事。再者,即使官員的職位不是透過籠絡上級而得來,由於他們的任命及升遷全由上級所掌控,因此當上司要求在某事上便宜行事時,亦不敢反抗。那麼倒不如一同參與貪腐,既可以取悅上級,自己從中得益,亦可以透過所得金錢來謀取更高職位,結果造成中國官場內出現集體腐敗,其所侵蝕的範圍不只是經濟部門,亦涉及司法及公安等領域。

或許有人會問中國不是有自己的反貪部門,怎麼未能阻止這些情況出現?那是因為負責監督官員的紀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先天不足,不足以應對全國風行的貪腐現象,加上紀委的權力有限,如必須得到同級黨委的同意,才可立案調查。地方首長本來就是貪污的核心人物,怎會容許紀委調查自己轄下的官員,難道不怕牽連自己嗎?再者,中共一直對貪污瀆職的官員從寬處理,如大多不會判處死刑,高級官員的刑罰甚至較輕,而認罪及供出同伙亦可獲得減刑,因此無論在監察及懲處上,對官員的阻嚇力都遠遠不及參與貪腐來得吸引。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習近平的反貪不可能成功?那是因為他根本沒有從制度上解決貪污的成因。或許因為習近平的大動作,現時部分官員會有所收斂,但只要蘊釀腐敗的土壤仍然存在,腐敗便將必捲土重來。事實上,防止官員濫權最有效的機制莫過於透過政黨競爭、監督制衡、透明化等方法,然而這三項措施都會削弱執政黨的權力,這是習近平絕不允許看到的情況。說穿了,習近平心底裏便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一方面想加強對官員的監督,另一方面亦不希望政黨權力遭到削減,因此只能透過個人意志,以及那些所謂不忘初心的口號作號召,試問如此形式的反腐敗運動又怎樣持久及成功?

現時誰人都清楚明確習近平的反腐敗其實是出於政治目的,以反貪之名來打擊自己的政治對手,因此這場運動最終只會為官員們製造不安全感及仇恨,甚至加劇黨內的矛盾,亦將與習近平最初所設想,能夠達到救黨的效果背道而馳。現時最令人擔心的是,中共所設下的政經制度造成巨大的貧富差距,如此的社經條件都將不利於鞏固民主或建立自由民主政體,因為已經取得大量資源的政治或經濟菁英不會輕易放棄權力,因此即使這政權真的倒塌了,很有可能將出現後威權時代,而這樣的情況從俄羅斯及烏克蘭的例子都可看到。換言之,人民不只要在中共執政時受到其剝削,亦可能因其留下的社會問題而繼續備受折磨,而這正正是這個政權的邪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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