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及中國疫情的爆發令人想起早些年的一套名為《大明劫》的電影，因為當中故事正是圍繞明朝未年的戰爭及瘟疫而展開，並從中探討大明王朝最後在劫難逃的原因。戲中兩位主角分別是曾經大破流寇，但因政治鬥爭而入獄，其後又被崇禎重新起用的孫傳庭，以及在朝中看不憤庸醫弄權而毅然決定做遊醫的吳又可。在準備征伐李自成為首的起義軍時，明朝軍隊卻鬧上了瘟疫，孫傳庭遂要求吳又可擔任軍醫，從而促成二人的相遇。
孫傳庭及吳又可各有抱負，前者希望救國，後者希望救人，但電影中二人都是鬱鬱不得志。孫傳庭雖然被任命為七省督師，全權指揮中原戰事，但卻始終得不到崇禎的信任，屢次向朝廷要求增加糧餉練兵而沒有回音，反而被要求主動進撃賊寇。無可否認，孫傳庭須為這困局負上一定責任，因為他低估了李自成的實力，不知道在獄中三年期間，農民兵的規模已大為壯大，因此當崇禎皇帝問他幾多人可以破敵，孫傳庭信口開河說「得精銳五千人足矣」。
當孫傳庭到達戰場後，赫然發現敵軍已不再是烏合之眾，因而向朝廷表示「非練兵二萬、軍餉百萬不可」，使崇禎認為他出爾反爾，不值信任。不過最大的責任還是在崇禎身上，因為他本來就是多疑之人，經常擔心在外領軍的將領擁兵自重，因此可以相信即使孫傳庭沒有誇下海口，最終亦不會得到他的信任，而崇禎的這種性格亦在戲中清楚地表現出來。
既然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孫傳庭只好向當地大量囤積土地的士紳募餉，但這些土豪不只拒絕捐獻，甚至勾結孫傳庭軍隊的人，放火燒了他們否併土地而不納稅的證據。孫傳庭在詢問吳又可如何治疫時，後者表示面對重症有時只能用險藥，孫傳庭受此啟發，認為「用藥如用兵，要有膽有識」，最終把這些鄉紳誅殺掉，並充公他們的家產以作軍餉。
不過即使有充足的糧餉，孫傳庭也不認同主動出擊，反而固守潼關才是可行方法，只是後來抵不住崇禎的再三催促，才冒險出關。事實上，當時明朝的主力部隊，除了鎮守遼東的邊防軍，湖廣的左良玉軍，便是剩下孫傳庭這隊人馬。由於遼東軍自顧不暇，左良玉恃敵畏戰，因此孫傳庭的軍隊對保衛京都猶關重要，一旦戰敗，將再無力量抵抗李自成。因此當時的兵部侍郎（相當於現時國防部副部長）再三向崇禎強調「皇帝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但崇禎卻認為非出戰不可，否則將任由孫傳庭「玩寇糜餉」。
孫傳庭為免自己又要再被投進牢獄，即使明知勝算極低，也只能放棄防守策略，主動出撃殺敵，出關時亦只能大歎「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乎？」，最終亦戰死沙場。可悲的是，當崇禎得知戰事失利後，竟然把責任都推到孫傳庭身上，指他「輕進寡謀」，彷彿全然忘記是誰人在不斷催促孫傳庭出關應戰。
從孫傳庭的經歷，我們可知明朝是註定要亡國，因為全國上下的只從自身利益出發。孫傳庭雖有拯救江山社稷的決心，但上司只懂得擔心自己的權力受威脅，而底下的士紳們則只顧眼前的利益，一點也不擔心城破之日，即使擁有再多錢財亦難保性命，不過這種行為亦不只見於士紳，崇禎皇帝亦是如此。
在明朝最後一年的元旦，崇禎在接受群臣的祝賀後，留下閣臣議事，當中有人提出現時國庫空虛，邊防軍餉是刻不容緩，因為希望崇禎可以動用內帑，即他的私己錢來救國，但崇禎聽完一邊流淚，一邊表示「內帑有難以告先生者」。三個月後，李自成破城入內，查出當中庫存極之驚人，只是滿洲人打到來時，在倉皇撤退便運走了三千七百萬兩金銀，相當於兩年的賦稅加派。換言之，崇禎不是沒有錢，只是即使在國破家亡的關口，亦不願捨下這些身外之物，最終只能自縊於煤山。
至於故事的另一位主角吳又可，雖然其經歷亦好不到哪裡去，例如由於他用藥異於常規，因此不為制度所允許，一出場便被官員趕出其管轄境內，另外在治療軍隊瘟疫時，因為不依循祖宗之法，而被自己的師傅斥責。不過吳又可最終也能保全自身，離開戰場，並寫下了中國第一部系統研究急性傳染病的醫學書籍《瘟疫論》。
《大明劫》兩位主角的遭遇，放在今天的社會仍甚具啟發意義，因為科學理性的醫治方法仍不容於世，為政者仍是只考慮自己的利益及權力。要總結明朝之亡，國家的管理方法實是脫不了責任，因為民變正是苛捐雜稅而引發，正如當時官員刑科給事中李清所言：「民窮而盜起，盜起而用兵，用兵而加派，用兵而民益窮，盜益起。」。然而要究其原因，電影中醫官吳又可的一句話或許更為精闢獨到，那便在上位者往往「重馭世之術，輕經世之道」，滿腦子想著如何保護自己的權位，卻不認真思考如何治理國家。如此下來，又豈有不亡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