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
他們在場上拼命跑動，死纏爛打，瘋狂逼搶。看著這一切，差點讓人忘卻，眼前的球隊是我們的香港隊，是在極殘缺的備戰條件下挑戰亞洲列強的香港隊。
那趟如夢魘般的印度之行，已是一個多月前的事。旅程結束，球員紛紛返港，被困在酒店一周，狀態已跌大半。隔離過後，又正值休季，球會大多仍未開操，港隊在長途跋涉後和部分球員征戰亞協下，亦沒理由繼續訓練。於是，直至東亞盃揭幕前一周展開集訓時，大部分球員已有近一個月沒正式比賽和操練（有份踢亞協的便兩至三周）。
運動科學角度來說，停止操練兩星期，便可稱為Detraining的狀況，球員的攝氧量、衝刺和跳躍等能力都會明顯下降。歐洲球會在休季幾周後，一般至少會在開季前四至五周復操，復操七至十日後踢首場友賽，但亦只會讓球員上陣45分鐘。
安達臣和梁冠聰在訪問中都有提過備戰不足的問題，但只有這樣看，才能理解在停操幾周和集訓短短一周後，用那仍然遲緩沉重的身軀，一邊與對手抗衡，一邊與身體的界限周旋，出戰聯賽正踢得如火如荼、狀態處於頂峰的日本南韓隊，是多麼瘋狂的事。也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在這處境下能令南韓吃些苦頭，又令中國球員狼狽得像便秘一樣（中國媒體的描述），是多麼的不可思議。
那幾星期間，雖然沒正式訓練，也是舟車勞頓後和漫長球季前的僅有休息，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的球員從未怠惰下來。可能是在隔離酒店床邊兩米闊的窄巷，或家裡廁所門前的瑜伽蓆上，或是在那人潮如湧的運動場跑道，或佈滿在野餐放狗的途人的海濱公園，但他們一定沒有怠惰下來。一直在堅持操練，一直在默默付出。
我曾嘗試代入他們，幻想久未比賽、狀態欠奉的自己，站在立鹿嶋足球場的草坪上，望著對面熱身的全是日職猛將，又想起家鄉數以萬計球迷的關注與期盼，感覺到底會是如何？對體力不繼和抽筋的焦慮？對出醜的擔憂？還是對大敗的恐懼？在他們身上，似乎通通都沒有，至少在三場比賽都看不到。而看到的，就只有默默付出的成果，和一份足以超越身體限制、令人動容的強大意志。
【戰術】
但終究我們還是三戰全敗。由亞洲盃至今，我們在安達臣帶領下改頭換面，感覺煥然一新，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可能性，但在戰術和個人層面，漏洞和改善空間始終存在，而且有些是顯而易見的。
死球防守
最大問題必定是死球防守。對阿富汗的失球，對印度的頭兩球，日本的短角球攻勢，及中國兩次黃金機會，都是來自死球。而當中更沒有一球是被對手壓著來頂的，與身高和體格毫無關係，問題全然在於部署和空間控制，即安達臣的戰術安排。
在防守角球時，現今很多教練會要求十一名球員都退回禁區，或是禁區外圍的2nd ball區域。比較進取的，也只會留一名球員在中圈附近以備反擊。但安達臣聽聞在北韓年代起，已偏好擺三名球員在中場線，三人左中右一字排開，目的既是牽制對手的進攻人數，也是為反擊而作的賭博。此外，以兩名球員分別駐守前後柱，這在頂級足球已近乎絕跡、被定性為亡羊補牢的部署，安達臣對它卻情有獨鍾。
以上兩項部署，令我們在禁區內不時處於人數劣勢，不夠球員盯人，不夠球員執第二點，而且從來沒有堵塞重要區域的Spare Man（敢說我看過的所有人盯人防守，都至少有一名守zone的球員），外圍的2nd ball區域空空如也，短角球防守亦往往要以一敵二。
六場比賽以來，反擊未曾成功，防守倒是漏洞頻頻。那些失球中的走甩對手、混亂中被補中、禁區頂被射入、短角球二對一，全是人數不足和沒有堵塞重要空間的後果。這是我們最致命的問題，但也是最易修正的問題。
陣地防守
壓逼和陣地防守的部署也值得斟酌，但問題比戰果反映的細。據球壇知名的分析平台Wyscout的數據顯示，我們對印度、日本和南韓，三場大敗的比賽中，Expected Goals分別是（0.96 – 2.2／0.08 – 2.55／0.54 – 1.2），即對手的平均入球期望值為2球左右，但我們卻平均每場失了4.5球。兩者的差距，多是門將和運氣使然，相信葉鴻輝的回歸，部分問題便會迎刃而解。
對於防守時的戰術運用，最大質疑在於對4-3-3陣形的執迷。網上的主流論述，一直圍繞安達臣應否堅持高位壓逼。對此，我在之前的文章已詳細解釋過壓逼帶來的優勢和重要性，而且事到如今，也知道安達臣不會毅然捨棄個人風格。因此，我認為問題不應在於是否壓逼，而在於怎樣逼，用什麼體系逼，和是否每場用一樣的體系逼。
要知道，現時安達臣運用的4-3-3陣形和當中的戰術要求，環顧歐洲五大聯賽，除了壓逼和跑動能力首屈一指的利物浦之外，就很少球隊會恆常使用。大多在控球時踢4-3-3或4-2-3-1的球隊，如曼城、巴塞和阿仙奴，甚至傑志和理文，在壓逼和防守時，都會以不同形式將陣形調整為4-4-2或4-1-4-1，而不會將兩邊翼鋒如此進取地放在第一道防線上。
我們的體系和戰術細節，幾乎是利物浦的複製品：4-3-3的起始陣形，兩翼內切向中堅或門將施壓，中鋒則看守對方防中；若皮球去到邊路，兩邊中場黃威或陳俊樂移到邊路施壓，填補兩翼上前而留下的空檔。簡單而言就是這樣，好處主要有兩個：一，壓逼由兩翼帶動，翼鋒由邊路，即中堅的盲眼位，向他們施壓，中堅的選擇剩下回傳予門將或Ball side的中堅, 是對控球方最不利的選擇。此外，不尋常的壓逼角度，亦會令一些中堅無所適從；二，兩翼壓前，球隊一旦重奪皮球，他們便自然處於靠近龍門的位置，對反擊固然有利。
但弊處，或很多世界級教練也敬而遠之的原因，則在於第一，它要求翼鋒向中路壓逼，中場填補邊路，閘位要適時上前。這些細節，對球員在移動、補位和對體系理解的要求較高，較難執行。第二，也基於同樣原因，它對個別球員的體能和防守意識很高。第三，因上述翼鋒和兩邊中場的角色，往往會削弱對兩閘的保護，兩閘會更常被孤立，陷入一對一、甚至一對二局面。
而上述這些缺點，亦有在我們的比賽中暴露出來。若來年要在亞洲盃走得更遠，最理想是能再建立出多一套體系，可以是最簡單直接的4-4-2，或是善用羅梓駿的特性，在壓逼時形成五人防線，讓我們具備應對不同戰術特性的能力。
【身份】
2015年的中港大戰過後，有學者的研究指出，這場比賽和連帶的海報事件，源於兩地對民族主義的不同理解，說明體育是一個讓人界定、協商和重構民族身份與邊界的場合。當時反映，中國的民族主義強調族裔和血統，而香港在種種歷史和政治因素薰陶下，滋養出一種一方面講求公民身份，而另一方面亦以共同文化、符號和記憶為基礎的身份認同。
每次對壘，都是一次國籍、背景、志向和信念迥異的人，背負著各自的民族身份，在此場合中並置與碰撞。同一空間，兩件球衣，兩個民族，但有二十二個故事：有人是生於巴基斯坦，十歲來港，為代表香港而犧牲了自己和家人本來的國籍；有人是生於香港，十歲離港，為代表中國而犧牲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有人是生於香港，志於香港，但在中國聯賽效力；有人是混血兒，成長於香港，也樂於代表香港，但外貌和血統與眾不同，其志向和價值觀近來亦備受批評。
近年，對香港人的定義，對此民族的劃分，早已超越族裔，超越公民身份，文化和語言亦漸顯不足。但更根深蒂固的是什麼？是一種心之所向的自我認知，一種對這民族本身的價值取態，還是一種共同的信念和生活實踐？對一個民族而言，似乎沒有比釐清邊界和梳理差異重要的問題，而足球這個場合，則為此提供了一個具體而實在的獨特素材和視角。
參考資料：
Lawrence Ka-Ki Ho & Andy Chiu (2017): ‘Indigenous’ or ‘All Stars’: Discourses on ‘Team Hong Kong’ in a FIFA World Cup Tournamen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DOI: 10.1080/09523367.2016.1267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