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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承恩】
2019年，乃香港國族歷史的元年。反送中修例讓香港人看清楚特區政權的本質：這個政權的在位者，對民眾的意欲視之如無物，把所有的心懷意念都用來討好幕後操縱的北京政權。特區政治的本質，就是殘民以自肥殖民統治、也是中國帝國主義的侵略。香港人終於擺脫「虛擬自由主義」和「大中華情意結」的雙重枷鎖，走上街頭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向世人顯現香港乃自在且自為的國族（a nation in and for itself）。在抗爭街頭的勇武手足，以行動發出鏗鏘有力的呼喊。他們面對政權暴力時的針鋒相對，就是摩西對法老暴政的訓示：「容我的民去！」
如今香港抗爭者已經求仁得仁，先知「攬炒十式」的預言，也在「加速時代」迅即全部應驗。香港是個異乎中國的獨特國族，如今已是眾目睽睽的事實；這個新興國族的技法雖然粗糙，可是他們還是替自由世界向極權中國開響第一槍，並為自由民主與獨裁威權的漫長鬥爭掀開序幕。可是香港捍衛普世自由價值的義舉，亦令這個國家成為中國帝國主義的出氣袋。北京政權面對日趨不利的國際形勢，以殺雞取卵的方式鋌而走險，把香港這個逆天抗命的新生國族釘在十字架上，向世人宣示與帝國威權作對的下場。中國無視理當由香港全民共享的自主權，透過《國家安全法》強行引入特務政治，又把僅有的半民主制度削弱成連裝飾功能亦欠奉的贗品。為香港的自立自主奉獻一切的義人，有的到海外繼續為自由奮戰、有的在家邦承受日益荒謬的高壓、有的甚至為真理和正義身陷囹圄。不過花果飄零之嘆，只是「華夏情花毒」無益的自哀自憐。香港如今已經決志自立，已經渡過紅海出走埃及：只是我們還得花上整代人的時間，在曠野漂流尋找通往迦南美地之路。
從當代人的觀點來看，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七十年的經歷，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向法老抗爭，最終讓埃及慘嚐十災的滋味，方能令心硬的法老向正義屈服。不過當以色列人擺脫法老、來到曠野，就是輪到自己受苦的時候。根據美國聖經學家彼得．恩斯（Peter Enns）的文本分析，以色列人在曠野經歷的種種劫難，其敘事架構基本上與埃及人承受的十災別無二致。上主從法老手上拯救以色列人，是種帶著苦杯的祝福：以色列人必須學會順從上主，要麽是重複埃及受過的懲罰、要麼是在上主的醫治中得享自由。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世俗社會而言，出埃及的「解放」不也是「神權政治」的壓制嗎？
在繼續討論之前，筆者作為一位離教多年的慕道友，必須先解釋《出埃及記》的獨特體裁：這本由多份遠古文獻編輯拼湊而成之作，按民俗學的觀點來說，其實是以色列人的族源傳説。在歷史人類學的視野中，歷史和傳說之間並無真偽之分，兩者只是記述歷史記憶的不同方式：族群傳説拙於記錄事件的來龍去脈，卻能把先人面對歷史處境時的心態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而名為雅威的上主，也就是以色列人的族神：依據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宗教社會學的思維，神明就是族群的圖騰、代表的正是凝聚族群的超越（transcendental）精神價值。如此《出埃及記》這份文本，就是以色列人對族群歷史的主觀詮釋，承戴著這個族群幾千年來的顛沛流離：族群的建構和凝聚，可謂篳路藍縷、荊棘滿途的血淚之路，保留着這種記憶的族群傳說，也自然不容易有皆大歡喜的結局。
若要把《出埃及記》的族源傳說，放到當代香港的處境，再用二十一世紀的語言翻譯出來，那麼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香港雖然已經形成自在自為的國族，可是仍然是個新生的國族。香港本土的歷史意識和文化意識仍有待進一步鞏固，如此方能把「虛擬自由主義」和「大中華情意結」的遺毒徹底清除：除此以外，香港也必須重新思考在建國之後，應當如何在東亞沿海以致整個自由世界定位。而香港的本土認同，也應該同時是超凡脫俗的普世價值：本土與普世本應是一體兩面，普世價值理應是本土認同即集合、而本土認同亦可為普世價值之展現。在香港國族建構初期，我們固然必須批判那些以普世為名、行帝國之實的論者：他們大部份都是因為認同錯亂而思維不清，只有少數真是立心不良。可是在2019以後，香港國族雖然仍然稚嫩，其存在卻己是不爭的事實：香港作為國際社會的新成員，就有責任思索該如何在國族平等自決的前提下，為世界所有大小國族抵抗帝國的民主自決、為普世民眾的自由、幸福和尊嚴盡上一番綿力。香港若要成為偉大的國族，香港人就必須要有虔誠的人道信仰。
以色列人重獲自由，卻在曠野中回想在埃及吃香喝辣的日子，抱怨摩西和上主讓他們為自由犧牲享受：以這豈不是典型的「港豬」性格嗎？香港的苦難並不盡是威權的罪惡：那些為求一己之物慾，對不公不義漠視不理、甚至雪上加霜的香港人，豈不應該承擔一半的責任嗎？香港人過往從中國這位惡鄰耳濡目染，不自覺地習得尊卑分明的劣根性：他們不敢向強權作出挑戰，反倒把眼睛移植在額頭上，透過貶低他人忘記自己被欺壓的真相。近年香港人在海外的一些族群衝突，雖然部份原因確是出於文化差異和互不理解，可是香港人過往「憎人富貴厭人貧」的劣根性、因着歷史文化意識的貧乏而「脫華」不力，顯然也是令衝突越演越烈的肇因。臺灣獨立運動家史明曾經有過一句擲地有聲的讜論：「要先做一個好的人，再成為臺灣人！」香港若要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獨立國族，從而建立世人仰望的新國家，這樣每一位香港人都要去學習成為一位更好的人：而這一切都需要艱苦的歷練。如此曠野的經歷，也就是國魂的試煉。
這本書訪問過的十七位受訪者，在2019年赴美時都是獨當一面的風雲人物。可是他們遇到《國家安全法》的衝擊，都必須重新反思自己的角色，展開他們自己的曠野之旅。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這條艱苦的道路上，有過不少迷惘、困惑和恐懼，陷入處處碰壁的困窘之境。可是我們亦看到他們收起昔日的傲氣，對世界現實不在抱有虛幻的夢想，對手足同伴亦有更多體諒和包容：但是對於自己的信念，仍然堅持到底。
在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不同的受訪者我面對世情丕變，都各自有不同的掙扎、並在各種矛盾中尋求出路。比如許穎婷一直徘徊在新聞工作和國際遊說之間，不斷思考自己在新形勢下的定位。「攬炒巴」本來相信玉石俱焚就能帶來改變，其後卻意識到只破不立對長期抗爭未必有利。曾經相信留守到「煲底相見」的王茂俊，最終卻不得不選擇逃亡。「滑鼠娘娘」鄺頌晴過往非常討厭「左膠」，可是國際遊說的現實卻讓她也變成一位「為大義奉獻自己」的「左膠」。方頌賢過往強烈反對「袋住先」的妥協，可是在《國家安全法》實施後，卻開始懷疑強硬到底也許同樣有害。本土派出身的張崑陽，過往對傳統民主派的路線頗有質疑，可是從政的經驗卻使他知道不能完全放棄民主派的承傳。邱宏達因為參與前線抗爭被捕，可是他其後卻反思抗爭策略的不足，甚至感嘆政權比抗爭者更會檢討錯誤。
書中有幾位受訪者是筆者的朋友，亦曾近距離與他們一起面對各種劫難：在這個過程中，筆者親身體驗到他們的成長、感受到他們堅強的信念。在未來的曠野歲月中，他們將會面對無日無知的劫難，挫折和失敗也像是他們的家常便飯。可是一個信念堅定的人若然學會成長，就必然能夠變得無堅不摧：筆者因此在他們身上看到了希望。「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桿直跑。」
徐承恩
壬寅梅月十三
近畿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