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心裏的一條刺

建設中國公民社會和爭取香港民主普選是陳健民的志業。「但前者幾近搖搖欲墜、後者更是遙遙無期。」陳健民在《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臺灣版序〈波平浪靜處安身〉寫道。

2014 年雨傘運動後，中國學者痛心中國失去了陳健民。2019 年反送中運動過後、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周年之際，陳健民離開香港，飛抵臺灣。

自此以後，香港也失去了陳健民嗎？

出獄之後、赴臺之前，陳健民大概也不斷拷問自己⋯⋯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陳健民 2019 年 4 月 26 日因佔中案入獄，至 2020 年 3 月 14 日刑滿出獄，期間他讀了 40 本書，給香港人寫了 43 封信。這 43 封獄中書刊登於《蘋果日報》論壇版的「獄中書簡」欄，及後結集成《陳健民獄中書簡》一書。

陳健民入獄的第 4 個月，寫了一篇題為〈亂邦不居〉的獄中書，記他讀《百年追求》，見商人林獻堂一生為臺灣鞠躬盡瘁，早於日治時期已捐出一半收入，資助「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每年到訪東京，要求日本准許臺灣成立民選議會，又在臺灣本地透過出版、讀報等啟迪民智。惟戰後國民政府貪污腐化，臺灣出現二二八屠殺事件，及後警備總部竟把林獻堂排在「二二八事件叛逆名冊」的第一位。1949 年，國民黨撤退至臺灣之前，林獻堂已離臺赴日。當時，蔣介石為穩住局勢，籠絡臺灣士紳，多次派要員游說林獻堂歸台，但他只回覆：「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聖人教訓。」林獻堂最終客死日本。

陳健民在壁屋監獄中讀到林獻堂的事蹟，慨嘆香港同是危邦，且答應臺灣國立政治大學邀請，計劃着出獄後赴臺教書。

然而，出獄之後、赴臺之前，陳健民另有所慮。《陳健民獄中書簡》中〈亂邦不居〉篇章裏，陳健民在「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聖人教訓」句末加上一段註釋：

「今天中國和香港已是天下無道，讀書人應否如林獻堂般退隱？但如果讀書人只見於天下有道，誰來匡扶正義、力挽狂瀾？2001 年自由亞洲電臺採訪劉曉波，他說：『這種六四精英的大面積逃亡，是造成六四後民間政治反對運動持續低潮的一個重大原因。政府的高壓只是一種外在的東西，而民眾心中的道義英雄、道義形象的坍塌對普通民眾、廣大運動參與者造成的是一種內在的、發自內心深處的失望，他們有一種被耍弄的感覺。這種多年積累起來的，這麼大的道德資源，這麼快就被揮霍光了，這是特別令人痛心的。』」

這是陳健民對自己的拷問。

「我心裏的一條刺」

「八九那代，有太多知識分子離開了中國，令到很多人覺得——這些不是他們的道德典範嗎？不就是啟蒙他們，令到他們有勇氣去面對罪惡的社會的一種力量嗎？為什麼這些人全都離去了？」陳健民坦言：「（劉曉波）這句說話長時間都刺在我心裏面。」

「出到來之後，更加尖銳地面對一個去留的問題。」

「在監獄裏有什麼好講？你每天活在當下，安住當下，處理每天怎樣過得有意義，那就算了，未有要想太多事情，當時以為有個方向，就是我會離開（香港）。我很久以前已經常來臺灣，所以他們（國立政治大學）為什麼會在獄中邀請我⋯⋯我很喜歡臺灣，我很早之前已經想過退休來臺灣，所以在獄中時覺得不用想太多，可能（出獄後）也是去臺灣。」

「但是出到來，有種依依不捨的感覺，因為出版這本書，以及通過這本書做的工作等等，接觸很多人、坐牢的人、來排隊討簽名的市民，大家說很多事，那時才有一種糾結——我是不是真的要走呢？我走了之後可不可以回來呢？這些時候，劉曉波這些說話，對我來說很深刻，所以加入註釋裏。」

劉曉波選擇留在中國，承受一切打壓，最終「死無葬身之地」，骨灰永遠在茫茫大海中漂泊。

陳健民出獄後目睹香港人因反送中運動的挫折而淹沒在沮喪和憂傷之中，亦自覺應與我城共浮沉。

然而，陳健民出獄後數月，港區《國安法》旋即頒布實施。此後，出現「12 港人案」、人大常委會出手 DQ 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以及梁繼昌 4 名立法會議員、47 名民主派人士因立法會「35+ 初選」被捕⋯⋯

《國安法》生效未夠一年、2021 年 5 月，出版《陳健民獄中書簡》的「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社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停止在香港印製及發行實體書籍。一個月後、2021 年 6 月，刊載陳健民 43 封獄中書的《蘋果日報》被終止營運。再一個月後、2021 年 7 月，陳健民離開香港，飛抵臺灣，出任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客座教授。

「這是刺在我心裏的一條刺。我心裏面是不想離開、不想走，但我覺得有些情況無辦法，無可奈何。」

「維穩機器最終會找到你」

陳健民大可以在出獄後數個月就赴臺，但他一直拖延。眼下香港沉淪，民主派人士一一身陷囹圄，家人催促他離開，而政大的教職要不遲於 2021 年 8 月 1 日報到，他拖無可拖，計算好隔離檢疫期，終於在 7 月 19 日登上往臺灣的飛機。

陳健民抵臺後，屢次推卻記者的訪問邀約。近期因應臺灣聯經出版公司重新出版《受苦與反抗：陳健民．獄中書簡》，陳健民才應邀出席銅鑼灣書店的訪談。店長林榮基提到，他大約前年知悉陳會赴臺教書，惟陳遲遲未有動身，「我以為香港政府不讓你離開。」陳健民回應說：「不是，但遲早都會有事。」

「以我所研究中國，國安系統是一個產業。他們要證明這個系統有用的話，他們必須要找『壞人』，不可以沒有『壞人』。他們找到這批（『壞人』）之後，就要找另一批出來。他們作都要作出來，寫報告亂寫都要找到『壞人』、國家的敵人。不然的話，他們怎樣證明這個機構的存在（價值）？如果你還要升職、把部門擴大，更加要找更多『壞人』、更多國家的敵人。這是整套邏輯。在中國，這是一個產業，維穩是一個產業，甚至乎有時是需要敵人的。」

陳健民續說：「香港也一樣。」

「某些人來說，那個維穩機器最終會找到你。當我來了（臺灣）半年之後，我就知道。有很多這些團體，例如教協，一大堆團體被取締。這些都是跟我很接近的人和組織，總有一日它會找到你，而且我相信不會很久。」

陳健民提到，在 1989 年六四之後，全中國因八九民運拘捕了一萬人，而香港這個小城因為反送中運動，亦已有一萬人被捕。「現在是一個最恐怖的時候。」

「你看國安法現時審訊，我們判出來的結果，比中國裏面的維權律師更重。維權律師大部份因煽動顛覆國家被判 3、4 年（監禁），香港國安法第一案判了 9 年（監禁）。一般年輕人，即使不是國安法，亦 4、5 年（監禁）。所以現時我們的情況可以比中國更惡劣，因為一個極權體制的本質，加上有效率的行政部門，加上制度化的傳統，所以香港現時的處境更慘。」

「做一些微小但有意義的事情」

「在那（出獄後、赴臺前）一年多的時間，我是不想離開的，因為我在做一些微小但有意義的事情。」

「我可以跟被捕的人講解監獄裏面的生活，讓他們早些做好準備，我覺得能幫多少就幫多少。這也包括他們的家人。我們去籌款，捐贈書籍送進監獄裏面，一個月六本書⋯⋯我當時覺得，我在香港一年半已經有其意義。」

林榮基主張香港人不宜再留在香港：「你不會快樂的，每天都看見一些不公不義的事情，你可以做什麼呢？」

「快樂，視乎你怎樣定義。」陳健民回應說，留在香港很有意義。「有意義的話，就值得去做。這未必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快樂。你可能在香港只能夠做一些很微小但很有意義的事情，好像我們受審時，有很多人來法庭旁聽，對我們是很重要的鼓勵。」

在雨傘運動案某場審訊翌日，陳健民去旁聽梁天琦的上訴案，「當時的法庭是空空如也，只有兩三個旁聽的人。但我們那邊，一日之前，有數以百計的人。」

「天琦有很長時間，其實社會並不理解，或者沒有很大的支持。即使審訊我們雨傘運動案的時候，很少、很少人去旁聽梁天琦的上訴案。去到 2019 年的時候，大家講出那個口號之後，很多人去法庭支持梁天琦，那是後話。」

「在他（梁天琦）上訴的時候，我去到法庭，是很安靜的。我們去到跟他點頭，對他來說是很大的安慰。香港現時的旁聽師，我不會小看他們的意義。追車師、寫信師，有些人仍是默默的做某些事情，例如捐贈書本進入監獄。所以我覺得這些很微小的事有它的意義。」

陳健民續說，他有些朋友以前做記者，他們失去媒體後，仍希望做積極公民，自己寫文字在Facebook 發布。「那就是尋找很小、很小的角落去做一些事情。你找到這些微小的意義，就不能說留下來沒有它的價值。」

「有幾部電影有關韓國的民主運動：《逆權大狀》、《逆權司機》、《逆權公民》。《逆權公民》特別的地方，對於其他兩部而言，它最後去到某個點，民主運動的成功，是很多公民守住底線，例如我作為一個醫官，我不能沒有看過屍體就簽名，我不肯簽；作為記者，我不可以這樣寫一段稿。他們其實不是大英雄，他們每個人守住少少底線。」

「現在在香港，可能有些人留下來，他們知道做不了大事，但守到很少的底線，譬如他做一個老師，如果你現在要他教國安法，可能他守的底線就是，即使要他讀那些法律給孩子聽，他也是一臉不屑、表情很差、很冷淡、一點熱情都沒有，這可能是守底線。教育不是你說一段字給我聽，我就會接收到。學生跟老師的關係也很影響。如果我是帶着這樣的態度，去講解一條法律給大家聽，那麼洗腦的效果也會差很遠。所以我說，可能是留下來尋找這些微小的事，唯有這樣，很微小、很微小的，可能是一個表情、一封信、一次旁聽。」

念及此，陳健民再拷問自己：「我可否低下頭，在香港做這些微小的事，留下來見證？」他隨即答道：「有些人其實是不可以的。我知道我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