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章
【文：周永康】
616三周年、梁淩杰逝世三周年，到底意義是什麼？帶來了什麼改變？香港變得更好還是更差？各種政治路線如何有助光復香港？國際線是否國際跣？相信不少人、不少圈子各有討論，判斷各異。
香港獨立似乎由以往的別具爭議，變成了在未來與民主自決、後2047政治安排屬同一系列、不能分割的政治想像和政治藍圖。然而，光復的時間線和後光復的搏奕處境，亦在在影響各種政治主張的可塑空間和生態條件(ecological foundation)。
對於外國的執政者/行政當局(administration)而言，香港獨立在國際課題上或屬於可以同情、不便表態的政治主張；但多數而言是此刻獨立運作不具政治可能，因此不具表態意義的政治主張。
各國國會的激進議員或可作象徵式表態，但需要考慮國家關係的行政當局，則難以因為個別地區的激進政治主張而影響「一個中國」政策下的對中關係，倒毀主權國家之間交往的基本外交原則。
如此情況下的香港人，與圖博、維吾爾族、台灣人，各自面對相異但類近的挑戰，受制於二戰及及冷戰後的現實秩序限制，被迫在自治(self-rule)、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國際框架下打轉。
例如，在美國政府的行政措詞中，圖博人(Tibetans)為displaced communities(被逼遷群體)，而非亡國的獨立社群；流亡政府的中道政策比獨立主張更容易為外國接受，比較不會惹來中共強烈反制(不代表我們需要認同他們的政治判斷，只不過這是國際關係間的政治現況、理解和默契)。
不少維吾爾族的團體及代表心底撐獨立，但在台面從不或甚少打正獨立旗號，以避免國際疏離。曾經，在2000年頭打正旗號的泛東突厥自治獨立主張，被國際社會和機構金主視為過於激進，最後因資源缺乏，組織無以為繼而瓦解。
而1989一代的中國維權人士，在一位溫和美國白人中國通學者的眼中，不少曾經具影響力的異議人士因為政見過於激進，例如主張希望美國全盤與中國停止貿易，以人權為先，被視為政見和華府政策圈的現實世界脱節，而迅速變得無關重要irrelevant。當然，鷹派上台，也不代表激進政策會貫徹到底，以致動輒撕破「一中政策」，推動政權轉移。
台灣受到中共圍堵，變相孤立，從而需要依賴行政自強和非政府機構進行民間外交，推動台灣文化和獨立國家的地位。
但二戰後建立的聯合國體制、國家主權、殖民地自決原則在前，西方的民主國家基本上無足夠政治動能去挑戰全球南方、前殖民地所宣稱的民族國家權威，甚至支持新的地域自決或獨立，構成新的分離運動。
西方民主國家所支持的自決權利，受限於主權國內的自治原則，在不衝擊「一個中國」的政策下，可以支持香港人、圖博人、維吾爾族自治，爭取政治、經濟、社會權利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受保障，以及台海局勢不變，以維護台灣不宣布獨立，全面自治但國家主權受約制的狀態。
在「一個中國」原則不變的前提下，香港獨立的政治訴求無論如何合符民情、道理、國際法，並不完全符合國際現實的政治框架，受制就於「自決權利」各自在不同國家框架下被演繹的狀態。
最貼近香港獨立的政治處境，莫過於蘇聯解體前夕，美國前總統老布殊希望蘇聯維持現狀，烏克蘭亦不提倡獨立分離的公投，以避免大國政體瓦解而造成的地緣政治動盪。假若有天中共瓦解，地區獨立，新的自治體也或會面對俄國帝國夢擁戴者的復辟藍圖，在國族政治、國家框架為宗的世界秩序中，被迫不斷尋找自身位置。
當中所謂的香港特色和優勢，有多少能維持政治自治、經濟金融、文化工業的區域強項，構成地緣戰略部署的重要特質？或許不同政治主張的實踐者，需要更由衷地面對香港政治經濟發展的偶然性及歷史偶然而帶來的香港強項會隨之喪失的可能，加以評估和摸索香港獨立自主或民主自決的現實條件，所在何處？有何憑據？如何可能？再加以推動香港海內外自治體所需要累積的政治能量。
由是之故，不久前會見前美國前朝國務卿的政策團隊，當中一些政策智囊在席間表示，他們與提出軍事光復主張的香港倡議團隊將各執其務，各司其職。言下之意，是他們的團體中人對民間軍事光復的操作、實踐，存在不同看法，各有所重。
港人、手足當兵參軍，在美國並非沒有先例，而累積軍事經驗、建立香港軍隊和美軍會全面進駐香港，屬於幾個不同範疇的專業領域。而烏克蘭戰役和台灣處境，也許讓人對現實政治有很多新認知，例如後冷戰以來的軍事聯盟(alliance system)，依然主宰交戰國所獲得的經濟、外交、軍事、科技、人道支援，決定戰役牽涉的鄰近國家參與和動員幅度。
除非戰爭爆發、民意聚焦、威脅國際秩序安全，民主國家的政治精英不會採取大幅度制裁行動，以對俄羅斯的手法制止中共的內部殖民。包括美國國務院在內的部門，會作有限度的個人制裁(最新的討論，包括國安法下的執行者)，未至旁及機構制裁，影響牽連更廣的外交、經濟、氣候危機合作、地區軍事安全關係。再直白地說，除非海峽戰爭爆發，民主國家對中的制裁只會維持在某個限度，相當依賴各國國會主力向行政當局施壓。
當然，每個國家的鴿派、鷹派，各有不同作風，或許會互相推動對方前行協作，達到歷史的轉捩點。例如，最近在華府的一個研討會，席上講者異口同聲批評美國行政當局為金融界別華爾街箝制，倡議者需要依賴國會山莊行動，方可推動更強硬的外交政策。席間講者不止批評華府精英和拜登政府屬精神分裂，畏懼強硬措詞，不敢提及戰爭的可能性和圍堵中共威權的擴張（講者認為談論戰爭的可能，不代表要支持戰爭，但避而不談，便是斬腳趾避沙蟲），也同意特朗普政府的香港政策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需要國會力加施壓，方能使政策維持一致性。
如是之故，三年前後，一九年運動的國際線與二零二二年的離散族群，有相似地方，但是否能再訴說是相近或完全一致的事情呢？在地香港人和海外香港人需或共享「香港」，但不少中期的政治目標，可能完全沒有直接的重疊關係，甚或只在終局，方會見得多線匯流的痕跡。
如果手足之間在現在起就要參與各國之間的對中倡議，則難以離開對一戰、二戰、殖民地自決所形塑的國際系統、大戰後的歷史經濟發展、自決框架、一個中國方針、聯合國的主權原則和國際安全框架、軍事部署和聯盟系統、其他離散族群的政治處境和生存策略，有相應理解和看法，達致有效在國際間推動和鞏固香港自治、自決或獨立的政治前景及主張。
如此一來，一種政治聯盟如何與在host countries(接納國) 的在地政治勢力結盟，實踐某種海外的自治聯盟，參照不同離散群體的自治主張，朝向重光香港的道路出發，是實際存在的政治課題。影子議會、流亡政府，固然有圖博人的經驗、操作和困境；維吾爾族則有團體作為政治單位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作為聯繫協調的平台（但代表性存有爭議。惟現在的海外運動，相信沒有誰人能代表誰，只有不同派系光譜的推動者，是否有政治意願在資源有限的局面，仍以尊重對方的尊嚴、人格為前提，嘗試合作或和而不同)；而台灣人有島嶼政府，與香港人的議會代表、政治領袖、公民社會推動者悉在牢中又或身處流亡，盡是重疊卻不盡相同的狀況。
616三周年，假若人命有價、血汗有義、二百萬人的政治能量有所流向，則在地及海外的香港人，都面對不同但相關的政治課題和處境，需要在此關口各自努力或合力解決，提出新的政治方向。
有人樂觀香港可以在十五年內光復(習近平四度連任前發動戰爭，隨而有一系列新的變化)，有人提出需時一生或幾個世代。無論終局如何，終局都只是另一個開端，關乎自治、自主、自決的獨立運作課題，不只是意念，亦牽涉實際運作的政治機構、經濟安排、社會政策、生態條件，建構一種新的文化或文明，是為香港，是為香港人。
未來的路，仍然是有待眾人開拓。
Photo credit: Huen_photography & resistance.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