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淚彈硝煙過後的孤城淪為美麗新香港。那份以浮板抵擋子彈的勇氣，走在街頭巷尾的蕩氣迴腸，如被冰封，如隨煙散。《十年》的《冬蟬》，女主角黃靜逐一把城市舊物碎片製成標本；如今她再「拾來」16 套港產片，由無家者故事至《時代革命》，把國際大都會的弱勢可悲，甚至被視為「危險」的紀錄片，推上英國的大銀幕。首度在英國舉辦香港電影節，策展人之一黃靜形容，是對香港的另類「保育」，「唔止畀香港人睇，仲要等全世界透過電影睇到香港而家真實嘅社會狀態。」
拍罷《十年》其中一個單元《冬蟬》不久，黃靜便赴英攻讀碩士。《理大圍城》遭電檢處連番刁難，最終無法在港上畫，她便萌生在英國舉辦放映會的念頭，「全城都想睇嘅紀錄片，點解唔上得？」後來移居英國的另一名《十年》導演、另一策展人伍嘉良聯絡，二人決定「埋班」舉辦首屆香港電影節（英國），在倫敦、曼徹斯特等地上映多套反修例運動的電影，包括《十年》導演周冠威執導的紀錄片《時代革命》、在預告片寫上「香港不能公映」的《少年》，及被禁播的《理大圍城》等，「我哋係刻意上映一啲香港上唔到嘅戲。」
黃靜說，英國戲院不像香港戲院般商業化，「可能有啲戲即使未必賣座，只要戲院肯試都會上，但佢哋要知套戲個價值喺邊。」她指，籌備過程要與不同的英國戲院周旋，不停摸索當地的遊戲規則，「我哋係做第一屆電影節，無人知你乜水，好似白撞咁。同埋倫敦有太多競爭，所以人哋未必咁易就幫你。（戲院）同我哋合作唔止係租場咁簡單，願意放映嘅戲院代表他們已投下信心票。」她說，月初電影節公開賣飛，多套電影迅速滿座，戲院方十分驚喜，最終要加場。
她續指，電影節除了「禁片」，也有《橋風輕輕吹我臉》、《岸上漁歌》等多套獨立電影。她稱，香港獨立電影和導演在雨傘運動前後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可能當香港人對自己嘅身份有多啲想法嘅時候，香港獨立電影工作者就拍咗一啲好有創造力嘅獨立電影。」可惜受制於資源，加上「合拍片」大製作對撼和觀眾流失，令獨立電影顯得如小眾作品。
她續指，電影節的短片選輯內，由《十年》導演郭臻所製作的《夜更》；導演陳巧真講述撕裂家庭同住的紀錄片《32＋4》等，更有如獨立電影的滄海遺珠，「香港故事唔再只係成龍同李小龍。我喺英國三年，真係無見到一個剩係關於香港嘅電影節。但其實香港電影都可有屬於自己嘅電影節，唔再只係亞洲電影節入面嘅一小部分。」
電影節以「斷裂與重生」為主題，她說反修例運動引發種種撕裂、對立、示威者和市民承受的創傷，甚至是因為這場運動引起的離散，均是社會或香港人生命中的斷裂；同時香港人也面對歷史的斷裂，「好似《岸上漁歌》導演馬智恆所講，香港很多歷史已斷裂，香港人嘅歷史究竟係咩？保育、文化、身份，一直都係斷裂嘅狀態。」
現實社會中各種無法解決的問題，像是《橋風輕輕吹我臉》或《濁水漂流》觸及的貧富懸殊，亦成了香港人第三層的斷裂。「而重生，係電影工作者透過創作去回應斷裂。睇完套戲未必即刻有個真正答案，因為將會係好漫長嘅道路，但起碼重新思考香港人而家係經歷緊同做緊咩嘢。」
回想當年創作「冬蟬」，她說那時覺得香港還是昔日的香港，「大家都無擔心過，到底拍嘅嘢會唔會出事。」2019 年年中她還在忙着到東南亞拍攝畢業作品，從沒想過《十年》的情節來得如此急、如此真。在 7 月 1 日，她由東南亞返英，中途在港轉機，「我係衝咗去遊行，行到中途即刻走返去上機。」
她說，整場反修例運動自己幾乎無參與過，每日和一班海外學生一同收看直播，感覺像是失去香港人應有的經歷，與香港「斷裂」了，「總覺得自己咩都做唔到。舉辦電影節係起碼喺英國可以做到嘅事。」她有無因此「重生」，似乎未有確實答案。她說，忙着籌備電影節，就連在港的家人染疫亦沒時間打電話關心，「其實我都唔知點樣可以返到香港⋯但都要做啲嘢㗎。明知有風險，但個心好想去做呢件事，好似有嘢滋長緊咁，可能呢一種亦係重生。」
在「冬蟬」裏仔細製作舊物碎片標本的男女，想要留住舊日的美好，想要記下時代，最終男主角也吃下女主角的藥物，成為了標本。黃靜深信，電影敘事與創作的力量可以記錄時代，電影節不單是對香港電影，尤其被禁電影的保育，更是對香港文化及核心價值的守護，「當香港人離散各地，呢啲文化會唔會可以跟住我哋喺第二個地方繼續蔓延或者傳承落去？」
「對我來講，保育並唔係在於團結香港人，香港人而家已經好團結。電影節效果上令香港人喺同一個戲院睇同一套電影，的確係好感動。但終極嘅保育，係想透過電影節，唔止係英國嘅香港人，而係等全世界睇到香港文化嘅多元同真實嘅社會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