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過去二十年，隨著中國經濟起飛，「中國市場」成為每一間跨國企業甚至絶大部份國家趨之若鶩的金礦，更讓中國成為自由巿場的一份子，又有誰會想到把東西賣給中國時，郤不知不覺連價值觀也一併賣掉？面對著中國的經濟脅迫，幾乎沒有一間企業甚至國家可以不就範，只好遵從中國的政治要求，暫時放棄民主價值觀，以求一夕安枕。
可幸的是，不少民主國家開始互相尋求合作，希望聯合力量能抵銷中國經濟脅迫的效果，在這個時候，中國海外民運人士楊建利博士看準了時機，提出了「經濟北約」這個方案，這個方案具體可以如何運作？
過去二十年，世界發生了嚴重的「民主旱災」。不僅已建立的民主國家難以確保民主程序和機關在國內健康運作，而且民主在國外也失去了對專制和半專制國家的吸引力。根據總部位於美國的非營利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一份新報告，在過去 17 年，每年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減退的國家明顯多於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增進的國家。自 2015 年以來，這種不祥的趨勢急劇惡化：2015-19 年是自 1974 年第三波民主浪潮開始以來的第一個五年期間，放棄民主的國家（12 個）多於過渡到民主的國家（7個）。2022 年，35 個國家在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方面有所衰退，而 34 個國家有所改善，標誌著全球自由全面惡化。
今日，民主在世界各地持續倒退，儘管烏克蘭對俄羅斯侵略的抵抗顯示出它的韌性。當務之急是創造新的民主化浪潮，以扭轉國際間整體減退的趨勢。
全球民主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國。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在基本穩定的一黨共產政權下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迅速縮小與美國在科技和國防領域的差距。 中國極大地擴大了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為世界上的威權國家提供了一個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以取代自由民主是通往現代化的唯一途徑的觀念。 二戰後主導的國際秩序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根據最近的幾項調查，大多數非洲和中東國家都支持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 近年來，中國的影響力不僅通過「一帶一路」等項目影響和控制較不發達國家和地區，而且滲透到民主國家，對民主生活方式產生不利影響，對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操縱也越來越明顯。
2021 年 12 月 9 日至 10 日，美國總統拜登主持了兩次民主峰會中的第一次，來自政府、民間社會和私營機構的領導人齊聚一堂，為民主復興制定了前瞻性議程，並採取集體行動解決當今民主面臨的最大威脅。拜登總統正確認識到，世界未來的命運取決於民主與暴政鬥爭的結果，他說「民主不是偶然發生的，我們必須捍衛它，為它而戰，加強它，更新它。」儘管這是重要的一步，但與會的民主國家領導人和民間社會領導人未能提出具體可行的集體行動方案。
現在，我們明顯地需要有原則地團結起來。單人匹馬的話，即使是美國也很難阻止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的一黨極權政權——破壞我們的民主價值觀。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依賴，再加上經濟誘因，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使一切——從國內政策制定到迪士尼或 NBA等私人機構的行為，再到美國校園討論的基調——都偏離了民主原則。
美國的兩大政黨都正確認識到這是個問題，並且例如針對中共在香港、新疆和西藏濫權的制裁方面，幾乎沒有黨派分歧。當受惠於中共的中國科技公司取得成功而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時，本屆政府積極回應，知名的民主黨人也沒有批評政府。
問題是，當涉及到由基本價值衝突引起的經濟戰時，個別民主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生自滅，至少形式上是這樣。安保聯盟是存在的，但它們的建立是為了應對軍事脅迫，而不是經濟脅迫。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建議為世界民主國家建立一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
中國越來越善於利用經濟實力讓民主國家屈服於它的意志
我從 1989 年天安門大屠殺之前就開始參與中國的人權和民主運動，並從我在美國落腳開始，我一直全力投入這項事業。幾十年來，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倡導和尋求國際支持以推進中國的人權和民主的經驗，並沒有讓我天真地相信民主國家將永遠能夠堅持其有關人權問題的基本原則。即使對於民主世界的政治領袖來說，他們所宣稱的價值觀與其外交政策的具體實踐之間也常常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如果世界上所有或大多數民主國家能夠堅持他們的價值觀，那麼世界上主要的侵犯人權者，如中國、俄羅斯和古巴，就不會在聯合國大會上獲得足夠的選票成為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成員。按創建人權理事會時聯合國決議所規定的標準，這些國家在國內和國際上的人權紀錄明顯低於標準。我還發現，儘管民主國家未能堅持其在人權問題上的原則的原因很複雜，但有一個原因起著最直接、最實際、最普遍的作用，而那個原因很簡單：「金錢萬能」。中國正在利用其新獲得的經濟實力來脅迫、引誘和滲透民主國家和國際組織，使民主世界在人權問題和其他與基本價值相關的問題上出現衝突，時常迫使民主國家從他們的價值立場上退縮。儘管中國在後冷戰時期很少使用軍事脅迫，但它越來越善於使用非軍事脅迫，包括外交和經濟力量。
2010 年，設在奧斯陸的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在獄中的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我代表劉曉波的家人和同事參加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雖然委員會僅設在奧斯陸，而且獎項獨立於政府決定，但因為將和平獎授予直言不諱和國際知名的中國異見人士，挪威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老羞成怒的中共取消兩國互訪，中斷貿易談判，破壞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新鮮三文魚作為挪威主要出口產品之一，在中國對挪威向中國出口三文魚實施制裁後，挪威三文魚在中國市場的份額從 2010 年約 90%下降到 2013 年上半年的不到 30%。挪威公司，尤其是國營和部分國營的企業，難以在中國獲得合同和經營。
2012 年習近平上台後，制裁仍在繼續，挪威最終做出了讓步。2014 年 5 月，挪威政府公開宣布首相埃爾娜·索爾貝格不會與達賴喇嘛會面。2016 年 12 月，中挪兩國外長在北京會晤並簽署聯合聲明。聲明說：「由於頒發諾貝爾和平獎與該獎有關的事件，關係惡化了。」挪威「充分了解中方的立場和關切，並積極致力於」恢復關係。挪威「充分尊重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及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聲明補充說，挪威政府「高度重視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和「不會支持損害這些利益和重大關切的行為」。
2012 年 5 月，英國首相甘民樂（David Cameron） 會見了達賴喇嘛，中國因此暫停了與英國同行的部長級會議，並宣佈在英國「停止支持反華勢力」之前不會恢復關係。這一冷落引發了英國政府最高層對英中關係的激烈辯論。在甘民樂出席的一次私人會議上，時任財相歐思邦（George Osborne）特別對一群部長表示，英國與中國的關係具有如此重要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意義，不容英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敏感性令事情複雜化。歐思邦在爭論中勝出，並於 2013 年 10 月率領為期五天的貿易代表團訪華，為北京投資英國新一代核電站及首相在同年 12 月訪華鋪路。甘民樂聽從歐思邦的建議，在訪華期間令英國疏遠了達賴喇嘛。他在約百名商人的陪同下出訪，專注於促進與全球經濟強國中國的貿易關係。英國如北京所敦促那樣「糾正了錯誤」，儘管許多人權組織並不滿意那新立場。
英國並非唯一案例。中國政府經常威脅說，其貿易夥伴的官員若與達賴喇嘛會面，將遭到敵意對待，並最終損害與中國的貿易關係。許多國家都發生過這種情況——最著名的是法國，最近還有蒙古。
近年來，中國對穆斯林維吾爾人的殘酷迫害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公開譴責中國剝削新疆維吾爾人並對其施行種族滅絕。2021 年 12 月，美國通過《防止維吾爾強迫勞動法》，針對中共對維吾爾人的壓迫和種族滅絕，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然而，所有穆斯林國家都出於經濟原因向中國屈服，不敢為新疆的穆斯林兄弟姐妹挺身而出。除了專制國家外，印尼、馬來西亞和孟加拉等穆斯林佔多數的民主國家也對中共的暴行默不作聲。
上述例子顯示，中國在價值衝突問題上，以經濟手段實現目標的模式從胡錦濤時代一直延續到習近平時代。事實上，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這種情況愈演愈烈。
在基於價值觀的衝突中，民主世界最近出現了相互支持以對抗中國的經濟脅迫的現象，這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一步
近年來，多個民主國家因支持民主台灣或呼籲國際社會調查COVID 大流行的起源而受到中國的經濟打壓。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屈服。以下我們分析他們是如何回應的，這對我提出民主世界回應中國因核心價值觀衝突而進行經濟報復的框架具有指導意義。
個案一：
2017 年 9 月，捷克參議員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其後當選參議院議長）訪問台灣，並在演講中宣稱：「我是台灣人。」 捷克共和國對台灣的這種象徵性支持激怒了北京。該年較早時候，在得知捷克國會議會可能訪問台灣的風聲後，中國駐布拉格大使館致函捷克總統辦公室，威脅如果捷克高級官員按計劃訪問台灣，將對捷克主要公司進行報復。信中稱，如果捷克議員柯佳洛（Jaroslav Kubera）按計劃訪問這個自治島嶼，汽車製造商斯柯達（Škoda）、消費者貸款機構捷信集團（Home Credit B.V.）和鋼琴製造商佩卓夫（Petrof）等公司將蒙受損失。在韋德齊訪台後不久，一位中國買家取消了佩卓夫 530 萬捷克克朗（約合 23 萬美元）的訂單。
布拉格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因為如果捷克共和國對中國的所有出口都停止，其國內生產總值將下降約 1%。
然而，到目前為止，布拉格頂住了壓力。不僅捷克政府和人民在原則上立場堅定，台灣和捷克也採取一些措施，對減輕經濟損失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台灣總統蔡英文呼籲台灣民眾購買捷克鋼琴的同時，捷克人也進行了自救。
在中國客戶取消與佩卓夫的採購訂單後，捷克億萬富翁卡雷爾．科馬雷克（Karel Komárek）介入，並購買了被拒絕的鋼琴。韋德齊代表團中的捷克企業家帶著幾項與台灣商業夥伴簽署的協議回國，而布拉格和台北正在考慮一項直航協議。捷克共和國內的多間台灣公司——其中以富士康最為出眾——協助了技術轉讓專業知識和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個案二：
中國和澳洲於 2015 年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在基於中國對澳洲鐵礦石用於工業機械的需求上，鞏固了兩國歷史性的貿易關係。然而，當澳洲成為首批對華為提出國家安全擔憂的國家之一，並引入專門應對中國威脅的外國干涉法後，兩國關係開始出現緊張跡象。雙邊貿易關係在 2020 年達到最低點，當時澳洲呼籲對COVID大流行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中國認為這是對其聲譽的直接攻擊——最近中國政府聲稱為堪培拉「一系列誤入歧途的行為」。（現在越來越多的證據證實了曾為禁忌的「實驗室洩漏」假說——即大流行很可能是由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的基因改造冠狀病毒引起的——在世界各地對健康、經濟和社會造成了可怕的後果。）
隨後幾個月裡，中國當局暫停了澳洲主要牛肉生產商的進口許可證，命令一些發電廠和鋼廠停止購買澳洲煤炭，並對大麥和葡萄酒徵收懲罰性關稅。後來，在 2021 年 3 月，中國宣布對澳洲葡萄酒徵收的 220% 的反傾銷稅將再延長五年。
台灣總統蔡英文敦促台灣消費者購買更多澳洲葡萄酒。與此同時，堪培拉也在積極尋找出路。 2022年，澳洲與印度簽署《印澳經貿合作協定》，兩國同意將商品關稅削減超過85%，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個案三：
二三十年來，台灣與大陸的經貿關係日益密切。截至 2020 年底，台灣對大陸出口佔總出口的43.8%，貿易順差超過 1,700 億美元，容易讓中國利用這優勢對付民主、自治的台灣，這個被北京視為叛逆省份的地方。
2021 年 2 月下旬，面對台灣與西方日益結盟（在民主價值觀、應對 COVID-19、全球供應鏈問題、地緣政治等方面）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地位的上升，北京在一年一度的「兩會」前夕向台北發出強烈警告，突然宣布暫停從台灣進口鳳梨。（六個月後，禁令擴大到釋迦。）中國對台灣鳳梨實施進口禁令的消息立即在台灣社會引發強烈抗議。對此，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在推特上發起「自由鳳梨」運動，呼籲民眾購買台灣鳳梨。蔡英文總統甚至親自訪問南部城市高雄，透過在鏡頭前吃鳳梨公開支持農民。
日本、澳洲、香港等對台友好的國家和地區增加了台灣鳳梨的訂單。日本消費者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不忍心看到大陸欺負台灣，要為台灣加油打氣。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個人推特賬號上為台灣鳳梨背書，分享了一張自己和五個台灣鳳梨的合照。台灣總統蔡英文轉推並用日文回覆說：「如果五個不夠，我再送你！」
2022 年 8 月 2 日，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引發中國大陸強烈反響。除了在台灣海域和空域周圍展開實彈軍事演習外，北京還對台北發起了一系列經濟制裁。具體而言，中國政府暫停向台灣出口天然砂，並暫停從台灣進口西柚、檸檬、橙、冰鮮扇貝和冷凍鯖魚。中國還暫停從台灣進口百多家加工食品公司的 2,066 種產品（包括茶葉和蜂蜜）。
個案四：
2021 年 5 月，人口不足三百萬的波羅的海民主小國立陶宛退出了中東歐17國加中國組成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外交論壇（China-CEEC，前稱「17+1」），此論壇為習近平用作宣傳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項目「一帶一路」。2021年7月，立陶宛宣布接受台灣要求，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開設「台灣代表處」。台灣在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的辦事處通常以「台北」的名義設立，例如駐英國的台北代表處和駐美國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北京將這些視為立陶宛的挑釁行為，於 2021 年 8 月從維爾紐斯召回了其大使。（立陶宛在之後一個月從北京召回了大使作為回應。）大約一年後，即 2022 年 8 月 12 日晚上，中國外交部官方網站稱，立陶宛交通運輸部副部長愛格涅（Agnė Vaiciukevičiūtė）訪台違反中共一中原則，干涉中國內政。作為回應，中方對其進行了個人制裁，中止了兩國交通運輸部之間的聯繫，並終止了雙邊公路運輸領域的所有交流與合作。中國停止開往立陶宛的定期貨運列車，使得許多立陶宛出口商幾乎無法在中國銷售商品。儘管國土面積小，但立陶宛在中國的考慮範圍內卻出奇地大，部分原因是它作為從中國運往歐洲的火車的中轉路線。中國認為，立陶宛在蘇聯解體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共研究了這段歷史，希望在國內防止類似的離心力。立陶宛於 1990 年成為第一個宣布脫離莫斯科獨立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後，這個分裂的共和國由現任立陶宛外交部長格比亞魯斯‧藍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的祖父維陶塔斯·藍斯柏吉斯領導。
立陶宛製造商所需的中國玻璃、電子元件和其他物品的供應中斷，對立陶宛經濟的打擊更加嚴重。大約十幾家依賴中國商品的公司收到了來自各中國供應商幾乎相同的信件，聲稱停電導致難以完成訂單。立陶宛的激光產業是該國最搶手的產業之一，30%的出口都流向中國，亦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2021年11月，立陶宛退出中國與中東歐「17+1」合作集團。北京對立陶宛的制裁也在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口中留下了苦澀的味道。 2022年8月，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宣布退出合作組織，縮減為「14+1」。
自此，台灣鼓勵其半導體公司與立陶宛激光公司建立合資企業。此外，與台灣有業務往來的立陶宛企業也可申請國家資助。台灣宣布成立 2 億美元的中東歐投資基金（CEEIF）和10億美元的融資，以促進台灣和立陶宛企業之間的雙邊合作。迄今為止，台灣已投入大量資金和政治資本幫助維爾紐斯堅持到底。
2022 年 2 月，立陶宛外交部長格比亞魯斯‧藍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前往堪培拉，為維爾紐斯在澳洲的第一家大使館揭幕。他會見了澳洲外交部長馬里斯·佩恩（Marise Payne），他們同意加強雙邊合作，應對中國對兩國施壓帶來的挑戰。
整個歐盟（EU）都支持立陶宛。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在其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承諾，將積極針對中國對成員國的經濟侵略採取反制措施。2022 年 4 月 26 日，歐盟批准了1.3億歐元（約合1.9億美元）的財政援助，以解決因中國對立陶宛實施歧視性貿易限制而導致的「異常情況」。
建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的提議
這並不是說民主世界不承認中國構成的威脅，民主世界亦非不承認民主國家採取集體行動的重要性。在這種困境中，與經典的囚徒困境情景一樣，每個個體的理性選擇（在考慮整體環境並計算各種可能行動的收益/損失和風險後，做出將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選擇）產生了集體非理性的結果，使得整體環境更糟，最終使每個參與者都成為受害者。換句話說，個人理性產生集體非理性。天安門大屠殺後，主要的民主國家對中國進行了集體經濟制裁，但在中國採取「一切市場化」戰略後，從日本開始，一個又一個民主國家——包括美國——面臨著中國巨大的經濟誘惑。以日本為首的各個民主國家面對中國巨大市場的誘惑所做出的理性決策（別人進入中國市場，而自己進入中國市場，別人獲益最大，自己獲益最少；而別人不進入中國市場，自己進入中國市場，自己獲利最大，所以在這兩種情況下，理性的選擇都是進入中國市場），逐漸導致民主國家走向集體非理性的結果。
最終，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醒悟過來，意識到中國對經濟發展的追求並不像北京假裝的那麼簡單或天真。到時，中國已經成為完全成熟的極權主義超級大國，其戰略議程是軍事、技術和經濟霸權，甚至公然竊取知識產權。很明顯，中國對國際自由和法治秩序構成（並將繼續構成）最大威脅，甚至對我們國內的民主生活方式構成威脅；但那時想擺脫困境為時已晚。在包括美國總統拜登在內的世界民主領導人決心團結起來打擊中共掠奪行為的時候，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幾乎每個國家的經濟都對中國有根深蒂固的依賴。
以為只有較小的經濟體會受到影響是天真的，正如我們上面提到的英國和澳洲。事實上，我們必須認識到所有國家都受到影響，包括美國和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美國和德國出於擔憂對華關係的經濟損失而在其核心原則妥協的例子不勝枚舉，涉及利益的個人和公司就更不用說了。
如上所述，民主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各國經濟對中國過度依賴。直至 2020 年，中國已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美國絕大多數盟友的前三大貿易夥伴之一，包括德國、日本、印度、韓國、澳洲、紐西蘭、阿根廷、巴西、英國、加拿大、韓國、台灣、墨西哥和智利，僅為幾例。而更小、更脆弱的民主國家在很大程度上仍只能自生自滅⋯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