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憑藉經濟槓桿，中國已成為一股強大的反民主力量，挑戰美國主導的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國際秩序。中國越來越善於利用其經濟實力在基於價值的問題上脅迫民主國家，尤其是人權問題。
我想我們都希望找到方法盡可能解決這種可怕的情況。但問題仍然存在：一個人、一家公司或一個國家願意或能夠為對抗中國的殘暴極權而損失多少錢？我們必須承認，要求挪威漁民、加拿大農民、捷克和立陶宛商人，甚至美國和德國企業家在人權祭壇上犧牲個人生計，可能有點過分了。這裡有個限制，我們一定要有理想，卻又要實際。但解決辦法是什麼？傳統智慧告訴我們，分裂就會沉淪。但中國政府擅長分而治之的策略，全世界民主國家必須團結一致地回應。
如上所述，近年來，針對價值觀衝突，日本、台灣、澳洲、捷克、立陶宛等國家，包括歐盟在內，相互支持，共同對抗中國的經濟脅迫。這為我們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但這種有利和有效的互助行為又能持續多久呢？隨著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例如，隨著中國採取日益分化的戰略）和利益結構的演變，這些民主國家（包括歐盟）能否保持其強大的價值觀和相互支持？至少可以說，這方面的歷史紀錄令人不安。美國本身在原則上大聲鼓吹民主，而在實踐中對民主妥協的歷史由來已久。從長遠來看，這種習慣會破壞而不是為未來促進全球民主。
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民主國家需要為基於共同價值觀的互助，建立基於規則的標準，而不是依賴於個別國家的單方面酌情權。2004 年，宏觀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史葛（Edward Prescott）和芬恩·基德蘭德（Finn Kydland）因其對「時間不一致」概念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在其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結論：規則優於酌情權，因為各方被規定不得改變他們的政策， 即使這樣做可能會使他們受益。如果各方都有改變政策的酌情權，就會出現時間不一致的問題，就難以建立信譽和承諾。
第二次世界大戰引發了美國和蘇聯（當時世界上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長期的意識形態、政治和軍事競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成立，西歐和北美結盟，承諾當蘇聯發動進攻時相互進行軍事防禦。這個聯盟經久不衰（從 12 個創始成員國增加到今天的 30 個）並且仍然保持其集體安全的創始原則，這意味著對一國的攻擊被認為是對全體成員國的攻擊。自普京於 2022 年 2 月入侵烏克蘭以來，北約及其特殊職能的重要性變得更加明顯。
我提議的民主國家基於價值觀建立的經濟條約組織，旨在與價值觀相關的問題上進行集體防禦和集體進攻。如果我們把北約的軍事共同防禦原則應用到經濟領域，那麼每當中國以經濟脅迫的方式在人權問題上欺壓一個成員國時，其他國家就應該立即自動回應，增加與被欺壓的成員國貿易，這將有助於打破所有民主國家都陷入的集體行動困境。這對每個國家都非常重要，尤其是較小的國家。根據我提議的條約組織，如果一個非民主國家對一個堅持民主原則的成員國進行經濟報復，那麼所有其他條約成員都必須積極主動地為它防護，以幫助減輕由此產生的經濟痛苦。
經濟安全是民主最重要的支柱。我相信北約的概念可以擴大到所有民主國家，以確保其經濟活力並抵禦中國的經濟脅迫，同時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好的選擇和更光明的經濟未來，而無需採取軍事行動。因此，我提出了一個基於價值觀的經濟版本北約。
一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應如何運作
我提議的基於價值觀的經濟條約組織將是全世界民主國家（以及其他國家、領土和具有共同價值觀的伙伴）的全球聯盟，以抵禦經濟攻擊，包括專制政權試圖破壞民主和民主生活方式而強制使用經濟和金融工具。
成員資格標準將包括（1）擁有民主選舉的政府，以及（2）簽署《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並制定國家法律以落實這兩份文件所賦予的權利。 此外，每個簽署國都必須頒布一項人權法，將人權與獨裁國家的各方面外交關係聯繫起來，包括定期評估和向議會或國會提交的執行報告。
根據我提議的基於價值觀的「經濟北約」聯盟，極權主義政權的經濟攻擊（包括貨幣破壞或出於脅迫目的實施毫無根據的制裁或禁運，例如對批評的懲罰或報復），若旨在破壞聯盟內一個或多個成員國的經濟穩定，將被視為對他們所有成員國的攻擊。
同樣，擬議的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的主要目標，是通過集體行動確保所有成員國的經濟安全。集體經濟安全可以通過吸收因金融制裁或獨裁政權徵收關稅而陷入困境的商品和服務，以及提供資金補償受影響成員國的行業和工人等措施來實現。
該聯盟應該有一個「北約經濟委員會」，負責制定廣泛的戰略和政策，以及協調和實施加強民主國家經濟實力的行動。
基於價值觀的「經濟北約」聯盟將包括對簽署國的各種要求和權利，包括以下內容：
- 簽署國將被要求購買「危機保險」，有效地創建一個社群援助基金。所有成員國都將向該基金注資，該基金將用於援助受到任何極權政權經濟攻擊的國家和夥伴，從而避免或減輕經濟脅迫或戰爭的不利影響。
- 簽署國將有義務利用他們的市場來幫助其他成員，同時防止專制政權利用民主國家的自由貿易體系來增強他們的集體力量。
- 簽署國可將任何影響其經濟安全的事項提交理事會討論，或可要求理事會援引集體經濟行動來反擊專制政權的經濟攻擊，理事會應按多數票決議行動。
- 簽署國應在全球各種平台上就人權問題共同對抗侵犯人權的國家，並針對侵犯人權的個案制定聯合懲戒措施。這些措施可能包括實施經濟制裁、抵制文化活動等。
該聯盟應尋求並採取措施，減輕經濟和金融系統在面對極權主義攻擊或侵略時的弱點。例如，該聯盟應制定和實施政策，以消除整個價值鏈中對專制政權的經濟依賴，重點是建立一個安全的全球供應鏈，以承受經濟戰或極權政權的攻擊。
該聯盟必須加強對社群資源的控制，防止極權政權獲得資本、高科技人才和關鍵技術，同時彌合全球數碼鴻溝，通過提供免費和開放的互聯網擴大電子商務。該聯盟應制定綜合戰略，為其成員投資由需求驅動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基建發展，以確保長期經濟安全。
結論
無可否認，世界已進入新冷戰。事實上，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都承認了這一事實，儘管他們都避免使用「冷戰」一詞。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致命入侵，地緣政治分歧日益加劇，使新冷戰成為人們更加關注的焦點。這是一場冷戰，因為價值觀的衝突已成為持久的軍事、經濟和外交衝突的根源。如果沒有基本價值觀的衝突，所有其他衝突都將很容易在基於自由和法治的國際秩序中得到解決。對於民主世界來說，問題不在於是否承認這場新冷戰（或者我們怎麼稱呼它），而是如何戰鬥並取勝。我提出的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是對中國和其他獨裁國家對世界民主構成的嚴峻挑戰，最根本和最有效的結構性回應。
擬議中的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不會是像北約這樣的軍事組織，也不會是像四方安全對話 (QUAD) 或 澳英美聯盟（AUKUS）這樣以美國為首的安全組織。雖然新冷戰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不會以軍事衝突顯現，但民主國家結成強大的軍事聯盟來對抗中國是有道理的。在民主國家採取集體措施應對中國的侵略和威脅的同時，新的民主浪潮尚未到來。引用詹士‧卡維爾（James Carville）的話，歸因為「笨蛋，問題在經濟」。中國最近由政策驅動的兩位數增長率和僅對美國就有 4,040 億美元的年度貿易順差已經改變了力量平衡，同時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計劃將其經濟武器化，以引誘發展中國家並制裁其支持民主的批評者。今天，經濟力量引發的價值衝突變得越來越普遍和根本，因此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措施將成為這些軍事和安全安排的基礎。
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不會是像世界貿易組織（WTO）那樣促進全球貿易和仲裁貿易爭端的國際組織。在 20 多年前關於是否以及如何接納中國的辯論中，世貿組織未能被成功用作促進中國人權的槓桿。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某種意義上彌補了當時的缺失——將是一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組織，既能促進中國的人權進步，又能在當成員國因促進中國的人權進步、捍衛其民主價值觀或捍衛基於規則的自由國際秩序而與中國發生經濟衝突時，協調其強大的經濟力量，做出集體有效的回應。
事實證明，當價值觀衝突引起貿易爭端，世貿組織並不是解決爭端的最佳機構。例如，2020 年 12 月，澳洲就中國對大麥和葡萄酒徵收關稅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訴。世貿組織於 2021 年 5 月和 2021 年 10 月成立了專家組，分別對大麥和葡萄酒爭端作出裁決。報告通常在 18 個月後發布；發現的任何錯誤必須在「合理」的時間範圍內（通常至少 15 個月）予以糾正。這意味著解決案件可能需要數年時間。又如，2021年12月，德國汽車零部件巨頭大陸集團（Continental AG）受到中國施壓，要求停止使用立陶宛製造的零部件。德國工業聯合會（Federation of German Industries）更同情和支持歐盟代表立陶宛向世貿組織提出的申訴，但歐盟向世貿組織的申訴並沒有讓世貿組織立即對中國展開調查或對中國實施任何形式的制裁。世貿組織的案件解決時間較長，首先需要爭端雙方進行協調，而當爭端源於價值觀衝突時，協調往往毫無效果。而且，目前世貿組織的制裁機制通常不活躍，因此歐盟的做法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產生預期的效果。為世界民主國家擬議的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至少可以作為世貿組織的有力和必要的補充，即使不能完全取代它。
該聯盟還將作為美國及其民主盟友擬議組建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進展協定（CPTPP）和印太經濟框架（IPEF）不可或缺的補充，以及拜登和其他七國集團領導人於 2022 年 6 月宣布的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PGII）計劃，以抗衡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近年來，尤其是在 COVID-19 大流行爆發之後，民主世界越來越意識到全球供應鏈過度依賴中國所帶來的損害和潛在威脅，並開始多邊機制如七國集團和各國間雙邊貿易機制中，進行戰略安排以重組全球供應鏈。這一目標遠未實現，因為中國仍然擁有強大的製造和貿易能力，可以對付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國家。 一個運作良好、基於價值觀的「北約」自然會產生制度力量，推動民主世界重組全球供應鏈，擺脫中國的束縛。
長期以來，東亞國家的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正如本文前面所討論，這也已成為拉丁美洲國家的情況。過去二十年，大多數東亞國家都在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掙扎。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10個成員國，以及歷史上與美國有著密切軍事同盟關係的日本和韓國都是如此，新加坡也是中美平衡外交關係的主要倡導者。但在 2022 年 5 月與拜登總統會晤時，南韓總統尹錫悅將美韓夥伴關係描述為「經濟安全 [和] 技術聯盟」，強調「經濟就是安全，安全就是經濟」。這標誌著兩國之間新的協同關係開始。
現在是開始建立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的時候了，遲做總比不做好。俄烏戰爭將全世界的民主承諾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人們感受到了在不同地區和不同層面加強民主價值觀和團結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後，習近平從統治者提升為事實上的皇帝，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政權的性質是毋庸置疑，中共政權想要什麼亦是毋庸置疑，因為它幾十年來一再宣示並為實現同一個目標做出了超乎尋常的努力：讓中共繼續執政、收復台灣、控制東海和南海、改寫國際規則、讓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正如拜登政府正確指出的那樣，中國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推動這一目標的競爭者」。
中國正面臨國際反彈，世界各地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已升至 1989 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以來的最高水平。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1 年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歐洲和亞洲約有四分之三的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對習近平在世界事務中採取負責任的行動或尊重人權缺乏信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於 2020 年進行的另一項調查發現，這些地方約 75% 的外交政策精英認為，與中國打交道的最佳方式，是志同道合的國家結盟反對中國。在美國，兩黨現在都支持對華強硬政策。歐盟已正式宣布中國為「系統性競爭對手」。在亞洲，北京在每個方向都面臨公開敵對的政府，從日本到澳洲，到越南再到印度。甚至與中國有大量貿易往來的國家，人民也反對它。例如，民意調查顯示，南韓人現在對中國的厭惡程度超過了對他們的前殖民統治者日本的厭惡程度。
今年的東南亞狀況調查報告（由新加坡 ISEAS-Yusof Ishak 研究所發布）顯示，63% 的受訪者歡迎美國的地區、政治和戰略影響，52% 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會做正確的事，為全球和平、安全、繁榮和管治作出貢獻。只有 19% 的人對中國有同樣的看法。在東南亞的受訪者中，美國是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最受信任的國家，歐盟排名第三，全部為民主世界的一部分。與之前的調查一樣，中國仍然是最不信任的力量，58% 的人表示他們不信任北京。反華情緒開始凝聚成具體的反彈，這種反對意見仍處於萌芽狀態，而且是零散的，主要是因為許多國家的貿易仍然依賴中國。但民主世界總需求的總趨勢是明確的，以價值為基礎的「經濟北約」應該應運而生。
當今世界又到了一個重大轉折點，我們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球民主國家如何打贏新冷戰，從而全面扭轉全球民主倒退的趨勢。通過維護和捍衛民主價值觀，同時保護民主國家的經濟利益，以價值觀為基礎的「經濟北約」將有助於令民主世界恢復活力。
作者簡介
公民力量發起人楊建利博士是世界著名的人權活動家和學者，是眾多中國民主行動和研究計劃的重要策劃者和領導者。他是1989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天安門屠殺的倖存者，也是中國的前政治犯（2002年至2007年）。楊建利博士幫助創建和領導了多個重要組織，包括“公民力量”和“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他創辦並主持了連續二十多年的“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並自2001年起出版在線刊物《議報》。他是《中華民主聯邦憲法（草案）》（1993年）的合著者，也是《日內瓦互聯網自由宣言》（2010年）的共同主席。楊建利博士曾獲得多個國際獎項，包括哈佛大學校友成就獎、聯合國觀察人權獎和杜魯門-裡根自由勳章。他代表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出席了頒獎儀式。楊建利博士擁有伯克利加州大學的數學博士學位和哈佛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經常在各種世界論壇上發表演講，並為各種國際雜誌撰稿，涉及的主題包括中國的人權、中國的民主化、中國的政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關係、兩岸關係以及中美關係政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