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16日）透過《文匯報》及《大公報》頭版報道，就香港疫情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並委託副總理韓正向特首林鄭月娥轉達對香港疫情的「高度關注」。訊息沒有經由中國官方平台，或新華社、《人民日報》的官媒發布，而是直接透過香港媒體「宣旨」，做法罕見。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分析指，中央不經官方平台或官媒發稿，是避免香港疫情分散冬奧的焦點。由於中方對特區政府是「政策上直接管治、操作上間接管治」，為免予人感覺「一國兩制」蕩然無存，故不便由香港新聞處發稿。至於由《大公報》、《文匯報》發稿，劉認為客觀效果是強化、鞏固了《大公報》、《文匯報》的權威地位與口舌作用，手法跟六七暴動時透過左派媒體去發號施令相似。
劉銳紹就《同文》記者提出的 5 個問題的詳細回覆如下：
記：《同文》記者
劉：劉銳紹
記：為甚麼不是透過中國官方平台、官媒發布？
劉：中國官媒現時將所有焦點放在北京冬奧，有些中國民間熱烈討論的事，例如徐州八孩、潘陽巴士爆炸、大陸其他城市封城、烏克蘭局勢等，大陸的官媒都不提及。這可以體現到國內的政策，就是把所有宣傳焦點投放於冬奧，作為對外國的輿論反擊戰，中央不想任何事情分散視線。
香港的疫情，對於國內民眾來說，是小事一樁。如果由習近平講，再由新華社、《人民日報》報道，豈不是將香港疫情作全國性散播，變相分散了冬奧的焦點。經由香港媒體發布是一個「避重就輕」的做法。
記：為甚麼不經香港政府新聞處發稿？
劉：中方不可能直接通知香港新聞處發稿，因為中聯辦跟香港新聞處在業務上沒有關係。如果由新聞處發稿，表示中聯辦直接指揮新聞處，「一國兩制」蕩然無存，中方不想予人有這樣的感覺，故他們要包裝、掩蓋這樣的漏洞。
即使中方通知特區政府，再由特區政府通知香港新聞處發稿亦不好。中方或擔心中央向特區政府下達指的過程，也被特區政府洩漏出去，它從來不想予人「指住佢（香港政府）做嘢」的感覺。即使大家都知道中央主導一切，但中方對特區政府，至今仍是政策上直接管治、操作上間接管治。
記：為甚麼要由《大公報》、《文匯報》發布？
劉：客觀效果是強化、鞏固了《大公報》、《文匯報》的權威地位、口舌作用，它們是直接代表中央。這個做法跟 1967 年左派暴動時相似，左派要「反英抗暴」，很多事情都是透過左派媒體去發號施令。沒有人能證實中央原意是否如此，但沒有人能否定客觀效果就是這樣。
現時中方對外宣傳，不會用港府的宣傳口，一是用直系媒體文匯、大公，或是透過人大政協附和、跟隨中聯辦的口徑，這些都不是港府控制之下。這說明了中方直接掌控的傳媒才有可信性。
記：為甚麼要由習近平去講？
劉：日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到深圳出席疫情交流會，只是具名引述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對香港疫情的關切，韓正沒有出席當日會議。
現在習近平透過《大公報》、《文匯報》這樣說出來，主要顯示習近平在香港問題上，所有、鉅細無遺的政策，源頭都是來自習近平。這是要建立習近平在香港問題上、如 2017 年所說「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同時在二十大之前在香港人面前建立習近平的「恩」。
記：今次做法是否意味中央要架空林鄭？
劉：由深圳開會無林鄭份，到習近平下達指示、林鄭發稿回應全力配合，整個態勢在中國官場裏是一種「勸戒」式的表現。
中國政府向下面「畀面色」有幾個層次：一是讚賞及提要求，這是較「畀面」的做法；二是勸勉，例如胡錦濤叫董建華「查找不足」；三是勸戒，就是今次，中央有所不悅，頗有微言，在中國官場文化屬較為嚴重的情況。以上幾種都是公開的，尚有其他不公開的訓責。
日前長李家超到深圳出席疫情交流會，中央發稿稱會議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及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共同主持」 ；黃柳權是副部長、李家超是司長，黃比李高半級，而國內安排二人「共同主持」會議，把李的級別抬得較高。李家超在會後見記者只說「會議由國務院港澳辦黃柳權副主任主持」，沒有提及自己，相當「識做」。而李回港後只是向林鄭口頭匯報，沒有文字匯報，林鄭翌日才漏夜發稿跟進。
到今次事件，在整個局而言，是否要貶低林鄭，可謂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