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拒交資料案原定於上月開審，但控辯雙方早前提出兩項「初步爭論點」，包括辯方能否挑戰涉案通知書的合法性，及控方須否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希望在開審前釐清。《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今日（ 2/8 ）頒布決定，指辯方有權爭議通知書合法性，但就外國代理人的證明上，羅官裁定由於《國安法》的立法原意為防範及偵查危害國家行為，一旦要在調查期間需證明外國代理人，將不能達至效率及反應迅速，故裁定控方發出通知書時不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釐清法律爭議後，案件將會押後至 8 月 23 日正式開審。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認為，對比《國安法》《實施細則》的附表 5 和 7 的條文，前者指，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相信為「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罪行而有所需要，即可向外國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要求提供資料，和後者指明要作偵查用途，才可向原訟法庭提申請要求提供資料相比，附表 5 的作用相對上屬於預防性，故條文亦較寬鬆，而且罰則較輕，程序亦較簡易。
羅官亦指出，外國代理人沒有清晰的標準，身份可以是一間公司或一個人，如果警方要先查明確知對象為外國代理人才可作出調查，將先花費不少時間，但調查國安案件過程漫長，識別外國代理人身分屬「不可或缺」，而調查措施必須有效率及反應迅速，故認為《實施細則》的附表 5 條文刻意留有空間，予警方無需毫無合理疑點證明，因此裁定控方發出通知書時不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羅官亦補充「外國代理人」身分只是執法部門行政決定的結論，並非控罪元素。
據《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5條文，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相信為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罪行而有所需要，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藉向某「外國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其在指定期限內，按指定方式向警務處處長提供其在香港的活動；資產、收入、收入來源及開支；及成員的個人資料。而沒有遵從該通知的規定即屬犯罪。而外國代理人或政治組織的定義，是指接受外國政府或政治性組織直接或間接資助，及為政府或政治性組織的利益而進行活動。
另外就涉案通知書的合法性，羅官認為因此案的控罪為「沒有遵從通知規定行事」，故裁定辯方有權爭議警方的「書面通知」是否合法。
釐清法律爭議後，案件將會押後至 8 月 23 日正式開審。案中5名被告鄒幸彤、鄧岳君梁錦威、陳多偉和徐漢光被控違反《國安法》第 43 條實施細則附表 5 第 3 ( 3 )(b)條，於去年 9 月 8 日，作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上述《國安法》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其中梁錦威和陳多偉早前已經認罪，判囚 3 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