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早報》資深編輯 Cliff Buddle在居港28年後，上星期六 （6/8）於《南華早報》的專欄中，以《別了香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Farewell Hong Kong. You are part of who I am）為題，表示自己已經返回英國。他在文中提到今次返英是他自疫情以來首次歸鄉，亦提到港府的防疫政策令不少留港的外藉人士難以和家人團聚。
他認為如今的英國亦有自己需要面對的問題，但自己打算留在英國。而香港雖然留予他許多珍貴回憶，但都只屬於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他指在英國見到人頭湧湧的街道，深感香港「急切地需要尋回這些失去的生氣」，又寄望新任特首李家超能謹守承諾，找回香港的多元、自由和開放的城市。
全文翻譯：
《別了香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漫長的28年後，我也到了離開香港回到土生土長的英國的時候，而箇中原因想必許多「外籍逃亡人士」也定必深明。
1994年夏末的一天，我離開了養育我的倫敦，登上一班飛往香港的客機。當時的我永遠不會想到，我第一次訪問這座城市竟會變成了一場持續28年、橫渡半生的漫長旅程。直到上週，我搭上了反方向的單程航班，這是自疫情開始以來我首次返鄉；而為給生活帶來一些轉變，我亦打算就此在英國留下來。
選擇離開是艱難而悲慟的。這三年來香港政府實施嚴苛的旅遊限制，為海外有家室的人民倍添障礙。我的幼子一直在英國就學，父母也身處海外，天各一方，三年來根本沒有機會與家人見上一面，因此對於我以及其它「外籍逃亡人士」來說，離開的理由根本不喻自明。而嚴苛的防疫措施持續得太久，不單使這座城市與世隔絕，也同時令人們忘記了快樂到底是何種滋味。
生活以外，還有政治。遊行抗議、港區國安法、警方大規模逮捕以及政府無情的言論都對我和香港產生了不可挽回的影響。雖然我對這座城市的珍貴回憶多如恆河沙數，但遺憾地，它們大都屬於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
然而這座城市在我回憶中永遠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我的長子會留在香港，我亦定必歸來探望。我也會繼續為《南華早報》工作，同時希望我與香港的距離感能為我在日後再寫這篇專欄的時候，給我帶來煥然一新的視野。
但英國的前景會比香港好嗎？我在最為冷落的時刻回到英國這片土地，正如《泰晤士報》上週所言：「英國正陷入危機」。面對持續衰退的經濟和猖獗的通貨膨脹，毫無疑問，英國未來亦只會有更多挫折和意外。
倫敦是我事業生涯的開端，走在這座城市的街頭本已使我相當興奮，而自從英國撤銷防疫限制後，與香港對比，更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再沒有口罩掛在臉上的日子讓我感覺赤裸，但也可說是一種解放。當然，另一邊廂若然不戴口罩我幾乎必然會染疫，但這就是與病毒共存的代價。
當來到泰晤士河畔，望著酒吧、餐廳的人頭湧湧，擠滿了本國乃至外國遊客，這些畫面都提示著，香港這座國際都市也急切地需要尋回這些失去的生氣。
最近，令人沮喪的論戰開始探討著：到底哪裡更為宜居？誠然，這個問題有一些簡單的答案，每個答案也有各自的好處和壞處，取決於你到底在追求什麼。對我來說，經過這28年後，我則是時候回歸英國這片土地了。
但如果時光倒流到我 30 歲時，我仍然會抓住機會去香港冒險。儘管這座城市面臨著極多的紛擾和變遷，卻仍然有很多值得推薦的東西：美妙絕輪的天際線、郊野公園、各國美食、低犯罪率、低稅收和經久不衰的香港精神依舊存在於人民之中：香港依然有無數值得我掛牽的事物。
我在香港的最後一項職責是在上個月《南華早報》的一個以中國為題的會議上，作為主持歡迎新一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演講中，他曾向這座城市許諾「同為香港開新篇」。我希望他謹守承諾，為香港開創新的篇章。而香港需要破除對疫症的迷思，與世界重新建立聯繫，找回我們所熱愛的多元、自由和開放的城市。別了，香港，您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謝謝您讓我變得如此受歡迎。祝願您一切順利，並期望你有更美好的將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