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電影無法在實施《國安法》的香港上映，在台灣獲第 13 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3 項大獎和第 59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面對極權時代，香港獨立電影何去何從？ Youtube channel 堅離地球專訪陳梓桓，他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認為香港看似不利的局面，不妨參考其他同樣受極權審查的，反能激起更多創作的可能，
極權時代，電影往往因發行審查而備受限制，追求自由、導出真相的作品，只能靠海外發行。陳梓桓說，獨立電影雖未能在本土上映，但仍可連結離散的香港人，形成強大力量，這是他目前對電影的期望之一。
即使是過去的冷戰，電影也從未因此消失，香港本土創作會否盡量爭取「擦邊球」的空間？陳梓桓指香港過去的商業電影，像《無間道》、《黑社會》等，已經很常各種象徵反映香港社會。但經上年電檢制度的修改，二分了商業、獨立電影，許多獨立電影人不再幻想走進商業市場，而是尋求另一種屬於自己的運行方式。
作為獨立電影人，追求創作自由，期許真實反映香港時代精神，必須調整拍攝模式。像《少年》，其低預算不是限制，反能讓創作人從主流以外拍攝。另外，獨立電影也可開源海外合拍，合拍片除中國之外，在更早的八、九十年代，香港早有找日本、韓國以至歐洲等地合拍，這可以是未來面對世界市場的新方向。
陳梓桓強調香港因為過去有強勁的電影工業，導致太過依賴本地資源，其實大可參考其他地方的電影人，向外地入手。舉例而言，伊朗近年的電影作品，就重新審視了說故事的模式。他認為， 2019 年後的電影人具備強勁動力，未來必定能在獨立電影開拓新方向，值得樂觀看待。
香港看似悲慘，但觀察全球，香港的拍攝空間絕非最差。而其他受壓地方，仍能有人創作。陳梓桓解釋，許多海外資助以前不會給香港電影創作人，現在只要多加解釋現況，他們會願意批給香港人，這反映了外界對香港現今的改善有一定認知。
由從前在浸會大學讀電影，畢業後工作不久，便決定投身獨立電影。陳梓桓享受電影的不同可能，認為當獨立電影人沒有固定的升遷過程，建立個人風格、特色，要用創作令其他人信服。他曾到新加坡一個月，發現當地電影人與香港不同，香港習慣找大老闆投資，而新加坡的創作人則更願意嘗試不同可能。
不論是劇情片、紀錄片，或實驗片，都可以有新的出路，只要尋找相應方法協助計劃完成。像拍攝《憂鬱之島》，雖然花費五年，當中困難重重，但作為獨立電影的創作，都是很好的經驗。他希望能夠為下一代電影人找到新的方法，告訴大家不一定要進入主流，亦可創作。
陳梓桓自言，追求藝術美學，同時也要反映社會意識。他大學時期修讀政治，後來不喜政治工作，改而讀電影。後來，他發現自己始終關心公民社會，但若完全投入其中，情緒未必能夠應付工作，改而用電影作媒介，認為藝術和反映社會能夠並存。他選擇維繫自己的信念，變作日常的延續。
面對香港現況，未來受眾會否仍對政治議題有興趣，會否出現世代隔膜？陳梓桓坦言無法回答，紀錄片思考的是如何將即時變作永恆，像他曾拍的《亂世備忘》，好像已經過去了。他希望《憂鬱之島》能夠走得更遠，經歷時間考驗，有其普世性。畢竟，這種經驗不一定只在香港發生，全世界都有可能出現，可以連結世界。
《憂鬱之島》備受海外影展青睞，陳梓桓表示，這是電影人的其中一種達標，涉及評審怎樣觀看，其中選擇也代表了電影連結了海外人士。或許，未來會出現香港海外群體的電影節，令香港人的影響更加強大。
訪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