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又再爆發新一波疫情，當中最受觸目是上海的情況，在所謂「動態清零」及「全域靜態管理」等新創名詞下，上海居民現時遭遇的困難，其實與早前武漢或西安封城所經歷的情況並無差別，仍然有糧食供應短缺、百業凋零、民眾失業等社會問題。
當中有上海居民由於忍受不了當局的政策，發表了一封「速停運動式防疫，紓困解難發救濟——上海公民為民請命書」，要求停止採取這種漠視人民生活需要的防疫策略。雖然發起人的社交帳號很快被停封，但是文章仍然受到廣泛轉載及關注，反映內容實在是部分人的心聲。而文章以「運動式防疫」形容中國政府的防疫手法，使人不禁擔心政治運動苗頭是否正在冒起，以及中國會否重回運動式治國的時代？
中國民眾，甚至中共官員都是聞「政治運動」為之色變，因為當中不少人都因中共發起的政治運動吃盡苦頭。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奪得政權後，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發起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如「土地改革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大嗚大放運動」、「上山下鄉運動」，「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等等。多場的政治運動，除了澆熄中國人的政治熱情，同時亦引發大饑荒等社會問題外，當中更有不少幹部被羅織罪名而入獄，從而衝擊原有的行政系統。民眾不滿及行政機關失效使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岌岌可危，直到鄧小平的上台，折騰各方的政治運動才得以叫停。然而在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我們彷彿看到「政治運動」這頭揮之不去的幽靈正準備捲土重來。
為什麼說中國的防疫策略是「運動式防疫」？我們不妨從運動式治國的特徵說起。所謂運動式治理其實便是相對於官僚體制的治國方式。在原來的體制下，官員們各就其位、按部就班，以原有的政策規章來處理事務，但運動式治理則是剛剛相反，其主要特點便是由上位者打斷並叫停正在常規運行的機制，當中最為明顯的手法便是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並透過動員各方資源，以及集中各方力量及注意力來完全某一特定政治任務。說到這裏，相信不少人都不期然地聯想到，中國現時的防疫手法其實正正體現了這些特徵。
必須指出，運動式治理並不是由毛澤東發明，相反在中國政治史上已是屢見不鮮，如清代乾隆時期的「叫魂事件」便是一例。從過去的經驗，我們可以預期政治運動往往伴隨着民眾的苦難，那麼為什麼在上位者總是喜歡以這種的方式來治國，又中國民眾為什麼脫離不了被政治運動折騰的命運？
雖然中國有推行運動式治理的必要條件——高度的中央集權，但運動式治理並不是常態，而是發生在某些特定時刻，具體來說，通常都是中央權力尋求突破官僚體制壓力的時候。要明暸中國發生運動式治理的原因，必須先了解中國統一體制的先天缺陷，即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不可能消滅的矛盾。
由於體制及地理因素關係，中央政府不可能事事皆管，因而必須放權予地方政府，同時不得不設計一定程度的秩序及規章，讓下級官員遵守，以執行中央的指令。但這些規則在經歷一段時間後，將無可避免內化到各級官員之中，形成慣性及惰性，因此很容易出現官僚體制常見的弊病，如因循保守，效率低下及刻板僵化等問題。
這些問題除了使行政體制缺乏彈性，難以應對危機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官員將以這套規則作為規避中央指令的理由，從另一角度來看，即約束了在中央的權力，而這是在上位者不能接受的情況，因此不得不採取激進手段來重塑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最終發展成為運動式治理。例如乾隆年間的「叫魂事件」原本只是地方治安問題，但當乾隆皇帝發現地方官員在處理這些問題存有欺上瞞下的情況時，便親自介入事件，並將其上升至政治層次，驅使各級官員緊跟自己步伐來解決問題，從而達至體現皇權至上的目的。同樣道理，毛澤東發起政治運動的原因亦在於不滿官僚體制的僵化，以及自己權威受到挑戰。
簡而言之，中國民眾始終擺脫不了被運動式治理折騰的夢魘，其實是由中國的體制使然。而上位者之所以推行運動式治理，則是為了越過原有的行政系統，以對各方發號施令，從而體現自己的特殊地位及超然權力。雖然運動式治理有助體現在上位者的權威，但亦並非沒有弊病，其中最主要的問題便是政治秩序由原來的官僚體制轉化為跟隨上級的指令，因此猜度上級的意願成為官員們的行事準則，從而令到事情的發展遠超運動發起者的預期。如乾隆便直接指出「朕於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而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寬。朕於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而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嚴。」而文化大革命後期的發展亦非毛澤東能夠控制的範圍。
今年適逢是習近平尋求連任之年，亦將是他權力受到最大挑戰的一年，因此如果能夠借助疫情實現高度政治動員，使各級官員唯他馬首是瞻，無疑是相當吸引。不過習近平是否真的能夠發起大型政治運動實是未知之數，因為在以往的封建皇朝，皇帝是授命於天，在傳統及宗法上有不可挑戰的地位，而毛澤東則是立國之主，擁有其他人所沒有的政治魅力。然而習近平在過去十年執政期間，可謂沒甚政績可言，因此各級官員，以至中國民眾會否響應他的號召實在使人存疑。無論結果如何，看看上海的情況便知道，只是發起運動式治理的嘗試，便足以使民眾受害。不過從在上位者的角度出發，在保障自己的權力面前，民眾的福祉當然也只能先置於一旁。因此不改變現時的體制，運動式治理最終將仍是無可避免地重回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