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鎮壓行動不斷升級，對象已包括所有之前共產黨要統戰而未全得的那部分民主派成員，速度超越一九四九及後那幾年的上海、廣州。最要警惕的是，文革動員那些接受了十六七年愛國愛黨教育的學生，首先批鬥不夠左的老師校長，之後很快把鬥爭帶進家庭，矛頭指向父母；這一行動在香港也將加速來臨，因為在香港的愛國愛黨教育早在二○一二年就開始為這個打基礎。黨員姓黨，你那些陳李張黃何姓香港家長算老幾。
然而，今夏最嚴酷的打壓，是迫使支聯會解散，教協也將不保，黨喉國舌更宣稱要對其負責人算舊賬，管你一向以來都血濃於水搞保釣捐汶川。「舊社運」至此前功盡廢，唯一尚存的是它培出大批港人的民主抗共意識。然而，這個意識只是開了花，能否結果，今後還要看這意識能否轉化為具體有效的行動，繼續壯大一個經由細胞變異、已然出世的「新社運」。
舊運動的優勢與弱點
如果這個轉化失敗，運動中人滿腹牢騷卻懷憂喪志，則舊社運培養出的民主抗共意識等如無意識。轉化的成敗，一方面視乎香港人內在質素，另一方面則直接受影響於舊運動幾十年來的培養方式。後者的優勢與弱點都很突出。
舊運動從一九八九年算起、到二○一九年止，經歷了三十年即一代人多一點，培育的時間相當長；有理由因此相信，僅憑慣性，亦足以維繫港人民主抗共之心幾十年。不過，在能不能轉化為有效行動和展開甚麼行動的問題上，其弱點或負面影響卻不容忽視。
舊社運有兩個特點，其一是以最低的參與要求，換取最多的參與者，造成一種氣勢。這種氣勢主要是視覺上的，適合現代傳媒廣泛報道。無論是六四維園紀念晚會，還是七一港區大遊行，或者是偶發的議題抗爭，都是採用這個模式。如此，工餘每年付出7小時——3小時靜坐、兩次共4小時步行——就可成為一個問心無愧的標準社運人。
當然，少數積極分子的投入比這個多得多；而且，這個「最低」，其實並非最低，網絡時代出現了所謂的clicktivism，參與者只花幾秒鐘在眾多的網上簽名運動表格上點擊、署名，就成為點擊積極分子（clicktivist），即一種最輕度的鍵盤鬥士。這些抗爭方式確能集中表達民意、造成壓力，在開放民主社會有作用，奈何張冠李戴，面對極權，如此封了頂的輕型社運完全無效。國安法實施前後的兩年裡，大家或先或後都徹底體會到這點。
舊社運特點之二是，行動模式既定，無論是一般群眾還是行動組織者的參與，基本上都不必動很多腦筋注入新思維。這意味著，三十年來，舊社運人絕大部分未曾想過一旦統治者凶相畢露的時候要怎麼辦，抗爭的左腦廢置空白，乃有二○一九年的落後於形勢、進退維谷。西諺有云：Nothing concentrates the mind like the prospects of facing the firing squad；舊運動提供的這種思考訓練是零。
人走茶涼的危機
本土翼的運動因鎮壓而匿跡；如果把先前那種「投入低、左腦廢」的運動模式帶到海外照辦煮碗，那麼香港光復便很可能遙遙無期。
流亡學規律一：抗爭者一離開本土，同樣的抗爭行動的效力便打折扣。
擧個例說，我是寫文章的，有些在國際上發表；如果我在海外久了，國際媒體對我所用的香港資訊和分析的評價都會逐漸下降，最後歸零。文字工作如此，磨鞋底的功夫亦然。在海外搞遊行示威，途人好的會關心一下，卻絕對上不了《紐時》頭條，給政權的壓力更是近乎零。而且，這個折扣因時遞增，而且很可能不是線性，而是像牛頓萬有引力律裡的引力隨物體之間的距離平方遞減那樣，非常急速的。若是，則流亡者必須與時間賽跑，在自己的抗爭能量大幅消減、消失之前作出努力；人走茶涼、時不我予！
有人會提出質疑，流亡之後，國際游說工作比以往的效益大得多，不是反證規律一的繆漏？非也。大批港人流亡，是政權本性顯露使然，西方國家是因為更清楚看到了其真面目而有必然反應，游說者的投入，當然起到一定的解說作用，有時甚至是關鍵的，但總的作用多大不好說；況且，那作用是在港人游說者的人數和時間投入都比以往激增的情況之下產生的。所以兩年來游說成果豐碩的說法不影響規律一，這是一個邏輯問題。（上述規律有點像經濟學裡的市場需求定律，是有一個「其他因子不變」——all else not changing——為前提的；現在的政權所作所為變本加厲了，游說人的總投入也增加了，都是因子改變。）然而，這個規律總的來說是負面的、令人沮喪的，好在還有這個：
流亡學規律二：海外大台難建立，反而釋放出舊運動參與者當中潛在的「高能粒子」的個體抗爭能量。
舊運動的參與最大公約數是磨鞋底，好處是有利吸引低程度參與者；這沒有貶義，因為不然的話，老弱少小等都不能參與。不過，因為在當時的參與規則底下，很多本來能量更高的人也受限不得已，行動都止於磨鞋底。二○一九年的抗爭沒有了大台，這部分抗爭者的能量大量釋出，於是有人發展出如水般的運動戰術，有人譜寫出香港國歌，有人引入抗爭用的火魔法，有人創作不朽的港語口號「我地真係好撚鍾意香港」。諸事實面前，規律二不證自明。
當然，失去大台，低程度參與者失去推動力，所以理論上，規律二應該有一個孖仔規律：海外大台難建立，減弱了舊運動參與者當中低程度參與者的抗爭能量。這固然可惜，不過，本來已經是低程度的參與再減弱，總的影響甚微，不必介意，況且還有補救辦法。
然而，兩個規律，還是規律一的威力比較大。道理很簡單，你便是高能粒子火魔師，一旦到了海外，魔法無用武之地，假如不另謀出路，你的高能量也是白費！
被動抗爭者的自我提升
面對此情此景，要解決抗爭投入量的遞減是沒有辦法的，請大家加碼，在大多數情況底下很困難；移居海外，人地生疏，收入下降（這是規律一的經濟版，在主流經濟學裡已實證確立），過問政治怎可能加碼？當然，過一些時日，有些人會復原，但另一些人的抗爭意志卻會逐漸冷卻，例如，以前好友相約去遊行，現在天各一方大家都沒那麼起勁。怎麼辦？
我提倡一個意識轉變：把運動看成是自己的一個嗜好最好是第一嗜好。有人會問，抗爭嚴肅事，變成嗜好豈不太兒戲？非也。對大多數人而言，職業並非志業，只不過為生計勉強而為；這些人當中比較認真的，會很在意找尋職業以外的嗜好，一旦找到了，熱情往往超過對職業的，甚至恨不得早點退休，全情投入。更有些人，畢生成就最大的是在工餘嗜好裡建立的。
例子多得很。香港第一本本土植物學專著Flora Hongkongensis是一八六一年初版的，至今還可在亞馬遜買到新品。是書原始資料提供者Richard B. Hinds和編著者George Bentham原來都不是專業植物學家；前者是大英帝國炮艦上的手術醫師，後者則出身大律師行業，後來在英國植物學界大名鼎鼎。
工餘有自己嗜好的人不妨比照一下，自參與運動成為抗爭一員之後，對抗爭的心力付出多還是花在自己的嗜好上的多。如果是後者居多，那我就提議你想想，是甚麼人甚麼力量把你逐出自己的家園，令你親朋失散流離海外？你真正認識那些人的邪惡嗎？他們的特點是甚麼？強在哪裡、弱點是何？你能否與之博弈、一點一滴出奇制勝、還以顔色？當你這樣想，很快就會有行動的意念，而第一步就是要強化自己、增加配備。那就好像一個人如果對馬拉松產生興趣，她就會閲讀一些關於訓練長跑的知識，講究穿甚麼跑鞋，吃甚麼食物，選擇甚麼場地或路徑去練習，有系統地提升自己的意志和體能。如此，嗜好既是情感歡快的右腦運動，也同時要求左腦作分析思考作業。
嗜好好在效益成本一定是個正數，就算目標是跑一個三小時的馬拉松最後達不到（例如我的個人最佳（PB）差得遠，是4:06），但在訓練的過程裡的快感一定爆錶。以快感為主要動力的活動最能持久，因為它是與奮力接近目標的進程匹配共振的，而且最能令你身心健康。人人都可以是一個快樂抗爭者而不必是個苦行僧。和共產黨鬥，你是哈姆雷特，但心態最好像是玩一鋪百局圍棋。
我敢寫包單，如果海外一般抗爭者能把抗爭當成嗜好一樣看待，不僅樂在其中，還可以抵消上述規律一所指出的海外抗爭效益折損以及因移居海外生活不便所引致的投入減縮，逆流而上！
這是本文論及的第一個提升，事關抗爭投入的量。跟著，我們討論質，即研究離開香港之後可以幹甚麼、怎樣選擇幹才能達至最高效的問題。
高能抗爭者：從守護到進擊
如果你是個衝動派，也把抗爭當成是自己喜歡做的事了，那麼，想著想著恐怕很快就恨得咬牙切齒要去當占士邦做刺客，不過我倒不希望大家鋌而走險以憤怒和復仇為長期原動力，因為對一般未受過特殊訓練的人而言風險太大。《史記》記載五位遠古史上有名的刺客，只有一人功成身退，其他四個包括劍客出身的荊軻，不是失敗身死就是同歸於盡，壯烈有餘卻成效不彰，徒令後世人嗟嘆。這與一九年的火魔師不同，因為後者出現在抗爭高潮裡，有整個運動承載支撐和民意認可。那麼，選擇不丟炸彈搞暗殺可以做甚麼？
首先，我認為海外抗爭的高能粒子暫時都不必幻想誰人可以振臂一呼山鳴谷應、之後大家一條心做同樣的事，而是應該三五成群各做各的，在一個龐大而離散的網路上相對獨立的據點上有所作為，點滴累積力量，長遠逐步有機自發地不同程度整合。這就像市場上的小企長成中企、中企繼續增長或合併成為大企一樣。那麼，最成功的小企是怎樣產生的呢？主要是靠興業者個人興趣、眼光、能力和努力，看準市場裡欠缺了甚麼、估算自己可以調動甚麼提供甚麼，然後一頭鑽進去拼搏。今後的獨立抗爭者難道可以沒有這些屬於興業家的特徵碼？
這個說法，和我之前提出過的「獨立戰工群」概念一致，但有下面的進一步發展。
流亡學規律三：流亡之初，流亡者做的抗爭工作以防護性的為主，間接進擊性者次之，最少是直接的攻擊行動。
這規律講的，都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事物，其順序符合一般發展邏輯；文獻裡，別的國家民族流亡經驗乃如此，我觀察這兩年來播遷外地的港人當中亦然。防護性的抗爭工作包括移民生活互助、抗爭意識培養、經濟實力發展等。間接進擊包括發表批判政權的文章、游說外國政界和民眾、展開對各國商界的中國或香港投資的抗議和衝擊、培養各種直接進擊的能力等。直接對政權的攻擊，最初步可以是一些（合法的）高能量網攻、針鋒相對「圍觀」政權在外國的公開據點、揭露政權在外國的滲透者和隱蔽代理人等。
香港的流亡抗爭興業家肯定會有前瞻意識，他們當中一部分還在做第一階段的防護工作時就不斷思考甚至規劃下一步的間接進擊，適當時機分兵兩路，用自己的實力促進抗爭的行動升級。其實，國際形勢發展提示了不少有意義的工作，等著一些人去做，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把反對政權的抗爭行動指向歐美商界的親中大鰐。這個工作目前仍是大片處女地，抗爭者投入的邊際效益會很高。讓我解說。
進擊第一戰場
三年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發動貿易反擊戰，拜登上台之後蕭規曹隨，令華爾街那些貪戀中國市場的商家和機構投資者憋不住，最近一方面頻頻游說拜登政府終止貿易戰，另一方面調動資金大舉投入中國市場，把美國給中國的FDI數字（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提升到超紀錄水平和增長率，要來個「中國好、美國好」，大家一起悶聲大發財。不過，三年來，中國鎮壓新疆、香港，還有武肺一事加戰狼外交，西方社會普遍對中國反感非常大，因此民意是不支持商界跟中國「復舊」的。最明顯的事例發生在歐洲，今年五月，歐盟體制中的民意反映機制歐盟議會凍結了歐中投資協定，九月初更通過了史無前例的強力「友台議案」，中國吹鬚睩眼。
此時，對抗紐約—倫敦—法蘭克福的親中財經軸心，香港海外抗爭者最宜與西方積極分子一道，打出「道德投資」（ethical investment）的旗號，就像四分之一世紀以前西方民眾曾經用這個旗號有效對付南非白人政權一樣。但做這事不能只搞議會裡的閉門游說，因為很多西方議員不同程度都是財經大鱷的關係戶，所以抗爭行動要直接在各國的財經心臟進行，例如在美國搞的示威最好在華爾街那隻大金牛旁邊，或者在曼哈頓公園附近的《華爾街日報》編輯部門口，方能吸引傳媒，把訊息帶給一般民眾，讓議員受壓。一旦西方的資本水喉關上，不僅中國經濟大受影響，中共內部的派系衝突也會加劇，到時就不會是8月20日人大叫停「反西方制裁法」的審議那麼簡單。
海外港人抗爭一部分轉向採取間接性進擊，是本文提出的第二個提升。
注意上述三個「規律」都只是規律，而不是定律或定理，有修訂和商榷的餘地，我大膽提出，還請大家繼續小心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