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經常指摘別有用心的人把事情「政治化」，但自己卻走去修訂《電檢條例》，透過政治審查，使多套關於講述香港社會運動或極權統治的電影，如《執屋》及《牢籠》等，因未能通過電檢或因拒絕刪剪內容的要求，而未能在香港上映。另一邊廂，歌頌中國「抗美援朝」的《長津湖》在大陸突破五十億元人民幣（約港幣61億元）票房後，卻開始在院線播放了。雖然影院在防疫措施管制下竟然可以場場爆滿，但看新聞報導入場觀看的多是上了年紀的人士，並且有機構包場贈票，因此實在很難令人不去懷疑這套電影在香港，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受歡迎程度。
可能有人會說《長津湖》只是一套商業電影，然而真的如此便不會遭到馬來西亞當局認為是宣揚共產主義而拒絕過檢。再者，雖然《長津湖》在香港除了文匯大公等報紙外，鮮有人會提及或關注，但無可否認它在大陸牽起一陣熱潮。或許是因為它表現了所謂「中國人民不畏霸權、萬眾一心的精神」，切中大陸現時民族情緒高漲的觀眾的口味，因此整套戲有著濃濃的民族主義色彩在其中，加上歌頌解放軍的表現，怎樣也脫離不了大內宣的政治作用。
看看大陸地區有部分人只是反思中國走去支援北韓，參與這場作為電影背景的韓戰的正當性，便遭到政府當局批評及滅聲，便知道所謂電影不涉政治的說法是多麼可笑。然而質疑中國參戰是有其道理，畢竟從戰爭的起因（北韓侵略南韓在先），還是戰爭的結果去看（北韓人民繼續遭受極權管治，不得溫飽﹔中國士兵傷亡數字遠超美國），都是沒有值得歌頌的地方，但這些理性的聲音顯然不適合牆內的主旋律。
這種盲目歌頌自己民族的作風，令我想起日本在二戰時期，偷襲珍珠港一年後也放映了一套由當時海軍省拍攝，名為《夏威夷、馬來海域海戰》的電影。事實上，早在電影播出的半年前，日本已因中途島一戰損失四艘航空母艦，失去海上及空中優勢，陷於苦戰，但片中卻無視戰爭帶給日本的苦難，仍然極力頌讚軍隊在珍珠港事件的表現。
另外，電影中亦強調不打倒英美等國，便不能解決「支那事變」（即侵華戰爭）。因為在日本政府眼中，是由於美國以日本承諾撤出中國地區的軍隊為前提，才開始考慮解除石油禁運並展開談判的要求，因而逼使日本須要發動戰爭來解決問題。這種把日本描繪成受害者的做法，沒有正視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責任，並掩飾了日本偷襲珍珠港，不宣而戰的卑鄙行徑。如此無視事實，「過錯都在他人，責任不在我方」的論調未知各讀者是否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事實上，電影從來都不是純粹的藝術作品，其普及的程度難免成為傳遞及建構意識的媒介或工具。在香港電影業蓬勃的年代，除了外界可透過當中的作品認識香港，香港自身的社會意識也在部分電影裹反映出來。
如羅永生教授所著的《殖民無間道》，便借助《無間道》這套電影剖析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羅指出香港人雖與大陸地區生活的人有著相同的膚色，相近的傳統，但卻由於身處殖民地的管治，有著穩定的社會環境，蓬勃的經濟發展，以及多元及包容的文化。
因此要說自己是中國人，卻與大陸地區生活的人的生活經驗及價值觀不盡相同；但要說自己是英國人，在習俗及膚色上卻有著明顯的差別。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上，可說有著與「臥底」（無間道）一樣，充滿複雜而矛盾的情感。
電影的價值從來都不只在於商業或娛樂，它亦是社會的紀錄、文化的傳承。在新的時代，香港的電影於將來或因政治因素使其失去過往繽紛多元的色彩，但只要是好的本土電影，也應當好好支持。至於那些「不要把XX政治化」的聲音，大家當作有人放了個響屁便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