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西方國家不同，提起中國歷史上富可敵國的例子，大家想到的不是甚麼商人，反而是皇帝身邊的權臣或太監，如呂不韋、和珅或大宦官劉謹等人。那麼中國有沒有富豪是真正靠行商起家？事實上是有的，甚至乎可說他是當時世界的首富，而這個人便是清中葉時期的著名商人，廣東十三行（只是統稱，數目隨時代或多於或少於十三家外貿行商）的首席行商伍秉鑑。
或許大家對伍秉鑑這名字會感到陌生，但相信都大部分香港人都聽聞過他所屬的商行——怡和洋行。在我們認知中，怡和是一間英資企業，雖然公司簡介表示它始建於1832年，但其前身卻可追溯至1793年由伍秉鑑的哥哥創立的怡和行，只是後來由於《南京條約》而被強行解散，並由渣甸聯合公司併購接管，怡和才由外貿企業搖身一變為外資企業。
今天的中國企業，在偉大的習主席的「呼籲」下，紛紛慷慨解囊以響應「共同富裕」的政策，但是這種要求企業捐款的概念在中國歷史是早已有之，習主席充其量只是啟發於中國的「優良傳統」，把它發掘出來並加以運用。要使龐大帝國能夠順利運轉起來，處處都需要金錢，但在清代中葉，由於有康熙皇帝「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聖喻，政府無法直接向臣民加稅，因而須要尋找其他途徑來提高國庫收入，而問商人拿錢便是其中一個方法。因此每遇天災戰亂，中央便會責成地方政府向商人攤派，美其名是「勸捐」，實際上與搶錢無異。據統計，伍秉鑑家族前後便向廣東政府捐贈1,000萬兩白銀以上，可見其富有的程度。
伍秉鑑家族主要經營茶葉生意，在清政府一口通商政策下成功壟斷對外貿易，從而累積大量財富。根據伍秉鑑在1834年所公布個人財產數字，總數為2,600萬銀元，超過當時歐洲首富羅斯柴爾德，美國首富阿斯特，穩奪世界首富位置。這數字換算下來相當於2011年的約1,654億美元，而這一年的世界首富是墨西哥的電信大亨卡洛斯，資產為740億美元，不到伍秉鑑的一半。
為甚麼清政府會容許這樣「富可敵國」的人存在？說實話，伍秉鑑的確很富有，但在中國皇權下，根本談不上對政府有多大威脅。清政府之所以容許廣東十三行存在，當然不是為了發展經濟、增加就業，而是稅收，因此廣東十三行亦有「天子南庫」的稱謂。再者，把與外商接洽及管理的責任交予這班商人，政府既可以拿錢，又能夠把責任外判，何樂而不為？
雖然廣東十三行壟斷了中國對外的貿易，但亦正因如此，其生意亦相當受國際環境影響，即使遠在歐洲的戰爭或東南亞的海盜都足以令不少行商破產倒閉，而伍氏家族亦逃不過同樣的命運。由於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落敗，被逼開放五口通商，而廣東十三行亦須因此解散，自此廣東的地位再不如前，外商購買茶葉會選擇福州，因為那裏距離紅茶的產地武夷山最近，購買絲綢便會到上海，因為它是絲綢主產地湖州最近的口岸。隨着廣州成為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伍氏家族亦同樣走向衰落，風光不再。
清政府對廣東十三行的衰落沒有感到一絲可惜，因為及後簽署的《虎門條約》及附約《通商章程》釐定了統一的海關稅項，清政府的中央收入反而增加了。然而代價卻是破壞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因為過去地方政府正正透過向外商徵收規費（正稅以外的稅收名目）來補貼財政，亦因如此這些地區的行政治安大為削弱。加上港口開放，外國商品的湧入影響了東南地區的經濟，造成大量農民、手工業者及商人失業。種種因素都直接或間接蘊釀了差點推翻滿清政府的太平天國之亂的發生，相信這些都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
無庸置疑，中國商人曾在歷史上有濃墨重彩的一頁，甚至贏得不少外國商人的尊重，但在「率土之濱，莫非皇土」的封建皇權體制下，其資產及地位都只能任由政府予取予攜。雖然在政權眼中，這些企業都是殊不足惜，甚至可以隨意被取代，但這種觀點實際上沒認清企業背後所帶動的經濟及就業，以及對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最終清政府亦為此付出代價。
中國在過去一百多年，跌跌撞撞下還是把經濟發展起來，人民的生活及物質水平無疑與其他現代社會分別不大。然而在這表象之下，過去皇權至上的內在結構，認為私人企業可有可無的觀念是否已有所改變，還是仍舊根深蒂固，難以動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