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布現時公屋輪候冊的時間約為6年（截至2021年6月底，在過去12個月獲安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8年），比政府所定下的目標，即平均約三年便可獲首次編配單位相差了近一倍。另一邊廂，香港私樓市場繼續在不同機構的報告中被評為全球樓價最高城市，可見無論是公營房屋或是私人房屋市場都處於水深火熱的情況。
我們從小便被教導「香港地少人多」，那麼使香港人一直上樓那麼困難的到底是否真的因為土地稀缺？新加坡與香港同樣面對地少人多的問題，了解這個城市的經驗或許有助我們探討這問題。
香港面積約為1,106平方公里，而新加坡是728平方公里。截至2020年底，香港人口超過747萬人，新加坡則約為585萬人，兩地人口相對土地比例相約。根據團結香港基金在2018年所做的報告顯示，在人均居住面積方面，新加坡約為270平方尺，香港則是170平方尺，於亞洲主要城市排榜尾。如以城市已發展土地人口密度計算，香港每平方公里已發展土地人口密度為27,400，而新加坡則只有10,700。換言之，新加坡的土地開發程度遠遠超過香港，或許這正是他們雖然同樣是地少人多，卻沒有面對香港房屋問題的主要原因。
無可否認，由政府收回土地再用作發展是新加坡政府的土地主要來源。立國之初，新加坡政府便制定了《土地徵用法》以收回土地，並在1960-1980期間徵收多達三成的國土。事實上，香港亦有相近的法例，即1900年所制定的《收回土地條例》(前稱《收回官地條例》)，同樣賦予政府具有法定權力向受影響的土地業權人和租戶支付「法定補償」下，收回私有土地作公共發展項目。
那麼香港政府引用相關法例的實際情況是如何？翻查資料，由1997年7月至 2017年12月的20年期間，香港政府共引用了154 次《收回土地條例》以收回私人土地。而實際面積有多少？香港政府至今沒有清晰的答案。根據《香港01》在2019年報道中所整理的資料顯示，「特區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徵收的土地總量為315.4公頃，面積相當於16.6個維多利亞公園或1.8個粉嶺高爾夫球場；但對於香港四分之一的市區或已發展土地來說，回歸以來收地量僅佔其百分之一左右。」。由此可見，香港政府在收回土地用作發展的積極性與新加坡政府是不可同日而語。
根據香港政府的解釋，之所以那麼「克制地」行使收地權是因為該項法例侵犯私有產權，並有可能受到的司法覆核訴訟挑戰。然而翻查資料顯示，在154次引用《收回土地條例》的個案中，只有8宗業權人提出司法覆核，而結果都是香港政府獲判勝訴。更有趣的是，在2018年，當時的民主派曾提出政府應該引用《收回土地條例》以加快土地發展，卻受到當時林鄭及建制派反對。然而，現在林鄭及建制人士都不約而同地表示香港政府應更積極地考慮及研究引用《收回土地條例》，而最近的施政報告中更「預計政府未來幾年收回的土地將高達 700 公頃」。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實在使人感到疑惑。
我們不會知道政府制定政策背後真正的原因，但或許可以從高樓價造成的社會現象來看看政府的顧慮。首先，高樓價是讓政府能夠繼續維持高地價政策的重要因素，如果樓價不能以高價發售，發展商還願意高價投地嗎？賣地是香港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如2017-2018財政年度全年合計，地價收入便為政府帶來1,648億的收入，佔總收入的26.6%，亦是最大的收入來源。相對而言，新加坡於該年度的收入主要來自商業所得稅（30%）及個人所得稅（21%）。因此可以推斷沒有高樓價的市場環境，香港政府將有可能失去一大主要收入來源，或許這是為何香港政府一直沒有太大動力改變樓價市場的重要考慮。
香港生育率一直維持在低水平，根據2020年登記出生數字，只有41,958名嬰兒出生，大幅低於常年的五萬多名，因此更首度出現死亡人口多於出生人口的「死亡交叉」。根據香港婦聯於2018年所做的「港人生育意願問卷調查」，在八百多名受訪者中，表示有生育意願只佔47%，而超過八成受訪者更表示房屋問題導致居住空間不足是影響生育意願的主要原因之一。換言之，房屋問題對出生率有所影響。面對人口減少，香港政府便可以藉此表示需要透過其他途徑引入外來人口，如「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或入境處根據「一般就業政策」發出的居港簽證的計劃，當然這些計劃的主要對象都是內地居民，而來年林鄭更打算將「優才計劃」的年度配額倍進一步增至4000個。假如香港人沒有因為房屋問題而影響生育率，香港政府是否仍然可以如此「理直氣壯」地表示「需要更進取地吸納更多非本地人才，豐富香港的人才庫」？
雖然不少人把香港社會動盪歸咎於房屋問題，但大多數都明白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是林鄭政府倒行逆施，不聽民意所致，將其諉過房屋問題只是轉移視線。而且，從另一角度考慮，高樓價或許在某程度上起到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因為它把香港人緊緊捆綁在土地上，使他們每天都要營營役役去上班賺錢供樓，成為不折不扣的「樓奴」，而這從香港人對「返工」的執著可見一斑。再者，對於持有物業的人，更不願見到社會動盪，因為這有可能引致樓價也出現波動，從而損害自身的利益。
假如上述的推論都言之成理，高樓價既可成為政府的主要收入的因素，亦可間接作為輸入外來人口的理由，更可把香港人捆綁在供樓的問題上，為什麼今天香港政府突然改轅易轍，積極「搵地」？這個問題我們在下一篇章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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